中国环境问题与萨默斯的一封信 -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朱安东 下载本文

中国环境问题与萨默斯的一封信

清华大学 朱安东

近段时间世界范围、包括中国在内的污染问题越来越引起外界关注。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提供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发达国家相对而言污染是比较轻的,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是属于被重度污染的国家。这不由得使我想起10多年前发生的一起事件。1991年12月12日,时任世界银行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的萨默斯先生给他的同事们发了一份备忘录,后来这份备忘录被流传到了公共媒体当中,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为了让大家更准确地了解这件事情,我把这份备忘录中已公布的部分全文翻译如下:

你我私下里说,世界银行难道不应该鼓励将更多的污染工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中去吗?我能想到三个原因:

首先,污染所带来的健康成本取决于由于更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而不得不放弃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污染所导致的健康损害应该发生在成本最低

的,也就是工资最低的国家。在我看来,把有毒废物倾倒在工资最低的国家这类行为背后的经济逻辑是无可辩驳的。我们应该勇敢地面对这一事实。 其次,由于在污染水平很低时增加污染的成本可能会非常低,污染成本曲线可能是非线性的。我总是在想,非洲那些人口稀少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污染程度不够的,与洛杉矶或者墨西哥城相比,他们的空气质量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太好了。只是那些令人不快的事实,即这么多的污染是由不可贸易物品产业(交通、发电)制造的以及固体废物的单位运输成本是这么高,阻止了能提高世界福利水平的空气污染和废弃物的贸易。

最后,因为审美和健康原因而产生的对清洁环境的需求可能会有非常高的收入弹性。如果一种诱因有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会导致前列腺癌,那么在一个人们能够活到得前列腺癌的年纪的国家,人们对这一诱因的关注肯定要高于一个五岁以下幼儿死亡率为千分之二百的国家。同样的,对工业大气排放物的关注主要集中于有碍能见度的颗粒,而这些排放物也许对人们的健康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响。显然,那些能引起对污染的担忧的物品的贸易是能够促进福利的。在当前的情况下,进行生产的地点很容易改变的,但对清洁空气的消费是非贸易物品。

与那些反对这些让欠发达国家有更多污染的提议的意见(比如说,对某些物品的天生的权利、道德因素、社会关怀以及缺乏合适的市场等)相关的问题是都可以被反过来提并或多或少地能被有效地用以反对世界银行的每一个自由化的建议。

这份备忘录于1992年2月开始公开流传,引起了一场很大的争论。巴西当时的环境部长胡赛?卢森伯格给萨默斯写了一封公开信:“你的推理在逻辑上是完美的,但根本上是疯狂的。……你的想法是那些传统的?经济学家们?在思考我们生活的世界时所表现出的不可思议的精神错乱、简化论思维、对社会的冷漠和自大无知的具体例子。如果世界银行继续让你当副总裁,那么它将完全失去它的信用。而对我来说,这只是证明了我经常所说的……对世界银行而言,最好的事情就是让它彻底消失。”遗憾的是卢森伯格先生很快就被解职,而萨默斯不仅继续在世界银行担任其先前的职务,而且不久之后就成为了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副部长。当然,这是否与萨默斯先生显赫的家族(他的一个叔叔和一个舅舅是诺贝尔经济学将获得者)有关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作为一位既经历过美国东部乡村小镇的新鲜空气和水源,也经历过北京的沙尘暴和内地个别城市令人呼吸困难的空气的经济学者,我在这里不想涉及太多萨默斯先生的家事,也无意去探讨他的其他一些令人诟病的行为,而只想谈谈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家和环境问题。

我相信,任何一个第三世界的没有受过主流经济学影响的人,在看见了,或者听说了作为世界银行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的萨默斯先生的这番言论以后,首先的一个反应都是愤怒,甚至会斥责萨默斯先生胡说八道。更有甚者,会有人指责这是帝国主义心态或者帝国主义言论。为什么我们总是牺牲者?长期以来,你们不仅要掠夺我们的资源、侵占我们的土地、通过各种手段席卷我们的财富,甚至把我们作为奴隶,导致几百年来你们越来越富有,而我们却仍然贫穷和落后,但至少我们勉强拥有一点清洁的空气、水源和土地,而现在,你们连这个也要剥夺,这难道不是强盗逻辑?

有意思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反对萨默斯先生的这番言论,尤其是那些受过主流经济学教育并深信主流经济学的人们。正如他的许多辩护者,甚至他的反对者如卢森伯格先生都不得不承认,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看,“你的推

理在逻辑上是完美的”。或者说,萨默斯先生的逻辑是完全符合主流经济学原理的。而正如国内有著名的经济学家所说,经济学是不讲道德的!

而萨默斯先生的问题则不在于他的经济学学得不好,作为一个不到30岁就拿到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终身教授职位和曾经获得过美国专门奖励40岁以下的杰出经济学家的克拉克奖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学可以说是学得太好了。也许正是因为学得太好了,他才会说出其他主流经济学家(包括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都不敢说出的话。而且,在他这段言论中,他彻底贯彻了他所学习和信仰的经济学理论。

在许多主流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研究的就是经济问题,与道德、伦理以及社会关怀等等没有关系。这种说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在现代学科分类体系下,各个学科确实主要要集中研究人类和自然的某一方面的问题。但是,毕竟人类社会并不是只有经济一个方面,而是一个多方面多层次的综合体。因此,在提政策建议时,我们恐怕就不能只限于单个方面来提,而是要统筹考虑多方面多层次的因素。而这一点,恐怕是今天我们许多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一个通病。

当然,如果我们跳出主流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稍微用一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就能看出萨默斯先生的这番言论中所体现的当代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另一个通病,即只做整体分析,而不作更具体的分析。在主流经济学看来,任何一个政策或者行为,只要其整体的成本小于其整体的收益,都会促进整体的利益,因而就是有益的和应该被推行的。在萨默斯先生的上述言论中也是如此,只要从人类总体来看,污染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欠发达国家,后者的福利损失将小于前者的福利增加,故对全人类来说是有益的,因此世界银行就应该在全球推行促进这种转移的政策。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种分析是很有问题的。最主要的,就是它缺乏对谁承担了这种变化的成本,谁享受了这种变化的收益,以及如何确定和保证后者对前者的补偿等等方面的具体分析。而这些,似乎完全在以萨默斯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视野之外了。

同样的,在国内,那些提出“牺牲三千万国企老工人” 的著名经济学家也从来不告诉我们为什么应该牺牲这些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们,谁又从这些相关的政策当中获利了,为什么应该他们获利以及他们是否应该和如何补偿那些利益受损的人们。

再回头来说说我们国内的环境污染问题,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在中国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就完全是美国人的阴谋得逞的结果。事实上,在国内,不仅有主流经济学家在为接受从发达国家转移来的高污染产业提供理论支持,许多地方政府为了更高的GDP,为了更好的政绩,说到底,就是为了个人利益和作为放大了的个人利益的部门利益地方利益,成为这些理论政策的大力推行者,以至于中央政府多次下大力对一些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是效果甚微,而我国的环境问题则是越来越严重!

可喜的是,现在中国的领导人已认识到了这方面的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的理论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以此建构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具体到环境污染问题,就需要跳出主流经济学设定的视野,厘清谁是环境污染的制造者和相关过程的受益者,谁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如何确定和保障前者对后者进行充分补偿以及承担对环境治理的责任。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让主流经济学家以及主流经济学的信仰者来主导我们的相关的政策制定。相反,应该让各方面的利益相关者(尤其是那些利益受损者)参与到对相关政策的讨论中来。

胡锦涛总书记今年3月7日参加全国两会政协联组讨论时,发表讲话时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才能使这一宏伟目标变成现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造福全体人民的伟大事业,只有让广大人民群众不断从和谐社会建设中得到实惠,才能使和谐社会建设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在解决我国的环境问题方面,也只有让广大人们群众都参与进来,共同治理我们的环境,才有可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毕竟,那些制造了污染的富人们,总是更容易搬迁到那些很少甚至没有污染的地方,而那些普通人,则不得不长期生活在这片可能已经被污染或者可能被污染的土地上,他们会有充分的积极性去参与保护和治理我们的环境。

朱安东:我对环境问题完全是一个门外汉,正好原来在飞龙催促一下写过这方面的文章,我先把这方面插曲说一下。我不是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包括网站上面仍然是错的,我叫麻省大学,麻省大学经济学博士就行了。刚才有一个人已经骂了一堆经济学者,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坏蛋。我今天主

要结合上次一篇文章谈一个事,这个事情可能也值得我们反思。大家听说有一个人叫劳伦斯桑莫斯特,就是前哈佛大学的校长,后来因为歧视女士和歧视黑人,引起了哈佛大学教授和学生的反对,最后成了哈佛历史上最短命的校长,做了不到一任就下台了。

这个人单纯从简历来看非常漂亮,他在麻省大学拿了博士学位以后,马上回到哈佛大学做了经济学的教授,26岁就获得终生教职,就是正教授。当时是最年轻的,30多岁就获得了美国经济学界号称是小诺贝尔奖的,专门奖励40岁以下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这个叫克拉特奖,他当时已经很厉害了。后来又做过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就现在林义夫做的角色。在那以后又做过美国财政部的副部长,就这么一个人物,看到他简历觉得很那什么,但是他为什么能够走得这么顺,其实有一个原因,他父亲有一个弟弟,他父亲有个兄弟,他母亲有个兄弟分别都是经济学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他父亲的姓,因为他们是有太家族,他遇到反有太家族的,所以从哪一代改为叫桑莫斯,他舅舅叫阿龙,都是经济学界非常著名的。

我为什么讲到他呢?当时在1992年年底左右,他当时在世界银行做首席经济学家,他跟他的助手有一个对话。有一个对话呢然后他把那个写下来做了一个备忘录,这个备忘录本来是指向他们内部产业的,后来一不小心这个备忘

录流传到了公众当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我先简单的把这个备忘录里面已经公布出来的内容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他第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他说咱们俩私下说世界银行难道不应该鼓励将更多的污染工业转移到欠发达中国家去吗?

我能想到有三个原因,就是他想到了三个原因来支持什么呢?支持并鼓励将更多的污染工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去,就是要从发达国家转移到欠发达国家去。是哪三个原因呢?第一个他们说话都比较绕口,我先把他的原话说一下然后我再解释一下。就是首先污染所带来的健康成本取决于由于更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而不得不放弃的利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由于污染肯定会损害健康,那么这个健康造成的损害取决于什么东西呢?就是整个按照经济学来说的话,整个必将放弃的福利由于污染导致的带来的更高发病率和死亡率,从事会使得你整个社会和人的福利降低。

他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污染所导致的健康损害应该发生在成本最低的也就是工资最低的国家。在我看来把有毒废物倾倒在工资最低的国家这类行为背后的经济逻辑是无可辩驳的,我们应该勇敢的面对这一事实。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比较绕口,就是由于污染会带来健康损害,那么这种损害在哪种情况下成本最低呢?就是工资是最低的,收入水平最低的国家里面,最后因为你

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本来就享受不到太多的生活,你福利水平本来就不高,让你放弃一点,从全人类来看是值得的。相反如果是在一个发达国家的话,那么他带来的更大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而导致的不利损失就会更大。所以说他认为要把有毒废物应该倾倒到工资最低的国家去,而且从经济上来讲这种行为有足够的经济学逻辑支持,这是他的第一条。

第二条理由是什么呢?他说由于在污染水平很低的时候,增加污染的成本可能会非常低,污染成本的曲线可能是非线性的,我总是在想,非洲那些人口稀少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污染程度不够的,比洛杉矶或者是墨西哥城乡比他们的空气质量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太好了。只是那些令人不快的事实及这么多的污染是由不可贸易物品产业比如说交通、发电等制造的,以及固体废物的单位运输成本是这么的高,以至于阻止了能提高世界福利水平的空气污染和废弃物的贸易。这个能听明白吗?他的意思就是说污染曲线可能不是线性的,刚开始随着你人均GDP的增长,污染曲线可能是这么一个曲线,就是人均GDP水平越高,污染的成本会越高,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是说非洲人口稀少的国家里面是没有被污染的,这对全人类来说是一种浪费。

但是很遗憾的是什么东西呢?由于这个污染是由很多的不可贸易的产业,比如说像交通、发电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没有法进行贸易的,比如说服务业

理发,我不可能把我理发的服务从中国运到美国去,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以及由于这种固体废物运输成本太高了,所以说使得本来可以进行有关空气污染和有关废弃物的贸易,而且这种贸易从发达国家运到低收入的国家,对于全人类的福利来说是增进,是促进的。所以很遗憾由于这些原因所以说使得贸易不行,这是他的第二点。

第三点就更不好理解一点了,他说最后因为审美和健康的原因而产生的对清洁环境的需求可能会有非常高的收入弹性。收入弹性是经济学里面的一个概念,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可能当你收入水平很低的时候,你对于清洁环境的需求就不会那么高,收入水平越低,你可能越能忍受更多的污染,收入水平越高,我就越不能忍受,他是这个意思。他说如果一种诱因有百万分之一的可能会导致前列腺癌,那么在一个人们能够活到得前列腺癌的年纪的国家,人们对这一诱因的关注肯定要高于一个五岁以下幼儿死亡率为千分之200的国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把一个发展中国家,比如说非洲一个国家给污染了,这个污染物有可能会导致前列腺癌,但是呢他们那边的人还没有活到得前列腺癌的时候就已经死了,所以这个污染的效果就不会反映出来。

同样的对工业大气排放物的关注主要集有碍能见度的颗粒,而这些排放物也

许对人们的健康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响,这句话没有什么关系。他说显然,那些能引起对污染的担忧的物品的贸易是能够促进福利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一些物品的生产,比如说现在是在发达国家,它会引起污染,会引起人们的担忧。把这种物品如果可以贸易的话,就是说把它转移到第三国家进行生产,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商品买回来,这么一种行为是有助于提高福利的。大家注意他这个地方不说全人类福利,也不说是发展中国家的福利还是发达国家的福利。在当前的情况下,进行生产的地点很容易改变的,但是对清洁空气的消费是非贸易物品。后面还有一句就不说了,大家可以看到,说了三个原因,咱们这儿可能没有几个老师是学经济学的,听到以后你们的第一个反映可能会觉得是很愤怒。

我有一个朋友看了以后说这不是典型的法西斯言论吗,确实是,凭什么你们富的国家,你们享受了各种各样的好的东西了以后,我们本来穷的国家好不容易才有了清洁的空气和清洁的水源,你们还看不过,非要拿过去,是很愤怒,太不讲道德了。

同样愤怒的有一个人是巴西的环境部长叫卢森博格,他当时看了以后也很愤怒,写了一封公开信。他说什么呢?他说你的推理在逻辑上是完美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是疯狂的,你的想法是那些传统的经济学家们在思考我们的生

活的世界时所表现出的不可自欲的精神错乱。解放性思维和对社会的冷漠和自大无知的意思,如果世界银行继续让你当副总裁,那么他将会完全失去他的信用,而对我来说这只是证明了我经常所说的对世界银行而言最好的事情就是让它彻底消失。

但是很遗憾的是什么呢?最后这个辞职的不是桑莫斯(音同)而是卢森博格,卢森博格很快就被解职,而桑莫斯不仅继续在世界银行担当他的职务,而且不久以后就成为了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副部长。这个东西说实话以为我自己生长是在一个小山村里面,确实是山清水秀,后来这些年有一些污染,但不是很严重。

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我们那个学校在一个非常小的小镇上面,非常小,几乎是没有污染。在那个地方生活我相信和在北京相比的话至少要多活十年。但是回来以后我也经历过北京的沙尘暴,06年我们去湖南做调研的时候,开车路过邯郸,下车以后我觉得简直是那个空气没有法呼吸,下车以后你站在原地不动,就这样转一圈,至少可以看到20个烟囱,全是小玻璃厂子。我还想一个什么问题呢?很遗憾的告诉大家是什么呢?他的这个推理从西方经济学的逻辑来说没有任何的瑕疵。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西方经济学家,正是由于他太优秀了,所以他根本不会顾及什么道德

之类的,在这批所谓的优秀的经济学家的眼里面经济学就是不讲道理,就是不受你的东西约束的。所以一定意义上经济学家都是比较偏执的,包括咱们国内某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你会发现这个人跟有病一样的。

明知道说出来肯定样挨骂,当然有一些人故意炒作的咱们不管。但是从他自己来说,你说他中了西方经济学的毒了也好,或者是他真的信那种东西也好,从逻辑上来说他是有一套说词的。问题就在于什么地方呢?西方经济学里面说的东西只是想告诉你能够福利,能够提高全人类的福利,在经济学里面有一条叫怕雷特(音同)改进,只要能够提高整体的福利就是好的。 但是这个问题是如果我们稍微深入一点进行更具体的分析,究竟是谁的福利就是谁从这个增加的福利里面获取了大部分,而谁的福利又受到了损失,他们从来不讲。这个东西有一点像我们前些年的国有企业改革,某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动不动就说要牺牲3000万国企的老工人,但是从来不说为什么要牺牲他们。或者告诉我们说其实这对我们国家整个经济有好处,谁从这种牺牲当中获取了最大的利益。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我觉得我们恐怕要做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经济学也许可以说你经济学本身或者是西方经济学可以不讲道德,可以不讲所谓的世界关怀,不讲伦理,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当你要把一个经济学的东西从一个理论变成一个政策,要想来影响实际,影响这个

世界的时候,你恐怕就不能够考虑伦理道德、世界关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是觉得可能我们需要干什么事情呢?我们的讨论报告,讨论环境问题的时候恐怕还要用一些政治经济,就是我们要从中分析一下究竟谁从中获取了更大的利益,而谁付出了这种成本,付出了这种代价。 如果说我们确实觉得有必要来进行这么一个政策,搞这么一个做法,要牺牲掉一部分人的利益,来促进全社会人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受了多大的损害,谁受益,受了多大的利益。那么这个补偿机制该怎么建立,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什么东西呢?我认为可能更重要的东西尤其是在考虑到咱们国家环境问题也很多年了,刚才咱们讲到了改革开放之前的环境问题,有一个人叫做熊向辉,大家可能听说过,共产党当年的一个大特务,后来为解放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有一个回忆录,回忆录里面最后在回忆周总理的时候,专门提到了环境问题,他讲的是什么呢?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时候,刚开始我们对环境保护意识并不是很清楚的,所以刚开始总理他们看到外边报道说谈环境危机,环境问题就赶紧让他找人进行研究,说环境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国家的现状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很快的几年时间就制订出了一套的而且行之比较有效的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听到什么变废为宝诸如此类的

东西,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一直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咱们成了全世界环境保护最好的国家,以至于世界银行要把环境保护的一个会专门拿到咱们国家来开。但是很遗憾的是后来的情况就完全变了。 在过去的20、30年的时间里面,为什么咱们一直高喊着要保护环境保护环境,现实情况不是这个样子,环境是越来越差。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这里面刚才咱们几个朋友都已经讲过了,我这里面想提一个什么东西呢,我认为这个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企业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政府的问题,甚至也不是我们单个个体的问题,因为环境问题涉及到的是全人类的问题。

我5月底的时候去日本开会,跟日本学者交流的时候他们说你们看北京的沙尘暴,你们那边一刮沙尘暴我们这边就有了,确实是每次这边沙尘暴稍微大一点那边就会有了。我反过来问特点一句,这是不是也与你们把你们的大量的高污染的企业转移到中国,而且大量从中国进口木材,而自己的森林被保护起来,这个是不是也有关系呢?我们的木材都伐光了,所以刮沙尘暴,你们一点也不付出一点代价?

沙尘暴还是小事情,比如说二氧化碳排放,温室效应,这个东西不管是谁排放的,最后造成的影响都是全球性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倒是觉得如果我们不管全球,先从我们国家来说的话,我认为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应该参与

相关政策的讨论、制订和执行,而不能够把这个事情仅仅交给一少部分人。现在的情况是为什么这些年一直说要环境保护,但是效果是非常令人不满意的,其原因就在于只让一少部分人,而且往往这一少部分人还是得利的,还是得益的。

由于他们掌握着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权利,他们完全有可能干什么事情呢?把这个成本都转移到别人的身上,而自己只获利。这个东西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不合理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虽然有必要,比如说一个企业,你至少你企业的职工,你当地的居民都应该参与对于这个企业的监督和管理,不管你这个企业是国有的也好还是私有的也好,内资的还是外资的,因为你已经牵扯到我们所有人的利益了。

朱安东:对,在现代社会里面,就是说任何一个企业都已经是社会性都是非常高的了,因为你的原料,你的雇员,你的顾客涉及到的都不会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都是大量的人。再加上刚才我们讲的你的雇员,你的企业所在地的居民,我认为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指现今的环境问题的话,与环境相关的问题我们必须或者是应该是鼓励创造出一种方式,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要参与到不光是企业的经营,还有相关政策的制订。我就说这么多,拖拖拉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