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模式替代了“由忍到和”的心灵故事模式，而这背后更潜在的支撑点，则是以社会状况(人心似海的现代状态)与人生状况——被现代状态所激发的物质与精神欲望使人处于一种利箭在弦、不得不发的奇妙状态。其二，与上述人生与故事模式的转型相一致，池莉90年代后期的作品在文体与叙事风格上也有明显的变化。写实的成分在缩减，浪漫因素增加，传奇性、戏剧性替代“还原”，成为她这一时期作品的主要特征。这种传奇性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是故事的随机性、偶然性与虚拟性增加了。池莉小说涉及的主要故事因素是爱情与婚姻，但在80年代的作品中，她强调婚姻的稳定性，强调婚姻不是单个人的事情，因此，她突出的是“不谈爱情”，而是以个人牺牲、调适去适应他人、对方，她把这种对婚姻的接受视作个人的“成人”仪式。正因为她强调个人欲望对家庭的服从，强调个人的责任与义务，因此她那时的作品中对个人性的冲动与冒险持否定态度，这无疑使她的作品增强了写实的份量，而很少表现出浪漫色彩与传奇性。《烦恼人生》中，印家厚与女徒弟雅丽的关系在通常意义上应该是三角恋爱(或婚外恋)故事中的一条线索，但《烦恼人生》恰恰是“反传奇”的，因此，雅丽的爱情就无从展开。在池莉看来，“荣和辱，富和穷，相聚和别离，爱情和仇恨等，皆可以在瞬间转换”的“人心似海”的现代状态，正是一个“传奇”的状态或酝酿与制造传奇的状态，所以大致从《你以为你是谁》开始，她开始突出个人对既定状态的突破及面向新的可能性的冒险与挑战。人生的跌宕起伏增加了故事的随机、偶然及传奇性。后期作品的传奇风格还表现在人物性格的强烈对比，如《来来往往》中段莉娜与林珠的对比，人物命运的陡转模式，作者在感情及叙事上的积极有时是武断的介入，对档案(如《闻鸡起舞》中对1965年国家所发生大事的追踪记录)的征引，传奇故事的楔人，加强了她的小说“杂”文体的叙事风格。而这一切的综合运用，已经在整体上改变了她早期作品以“还原”为特色的写实风格，而更接近传奇小说的品质。池莉晚近几年的小说叙事内核——故事及对故事的展开方式——情节已经越来越浪漫化、戏剧化、传奇化，尤其是她笔下的爱情故事几近于“罗曼司”的叙事风格，在故事原型上明显可以看出某些童话故事的深刻印迹。当然，传奇性只是池莉90年代后期小说叙事体式与风格上的一种特征，而在精神上，池莉反传奇、反浪漫的基本特色没有变；或者说，池莉制造传奇恰恰是为了反传奇，制造浪漫恰恰是为了证明浪漫的虚妄，是为了否定浪漫，池莉在精神上始终坚守着一条底线不肯移动：浪漫或许是人的天性，追求浪漫或许给人一个瞬时的斑斓绚丽的人生，但生活有自己的法则，而生活的法则很实际，有时甚至是残酷的，挣扎于生活这张“网”中，也就不得不接受生活法则的约束，而在强大的生活法则面前，人的能力又是何其有限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池莉的写作有一条一以贯之的“不变”的定则，即置身于生活之中人最终是被动的。这种宿命的生活观念似乎已经普泛化为一种哲学或者说是一种世俗化的宗教弥漫于池莉的小说创作中。
16.1．试析20世纪中原文化和小说创作由中心走向边缘的复杂因素。答：在历史上，古老的中原文化和中原文学曾几度辉煌，群星灿烂。而到20世纪，中原文化、中原文学、河南小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原地区人民的精神风貌，在艺术上也有所积累，有所创获，但就整体而言，成就并不令人乐观。中原文化、中原文学早已不可避免地从文化中心走向了边缘。中原文化从文化中心走向文化边缘，有着各种复杂的因素。仅就小说创作而论，如下两方面因素对其发展产生着明显的负面影响：第一，中原文化在发展进程中，对自身缺乏足够的理论自觉。即使远在古代，自恃为天下之中、不思进取的文化保守性，就一直和中原文化的辉煌相伴相生。直到20世纪初，《河南》杂志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原人眼光窄隘，作计不远。自幸居中国腹部，他省虽亡，河南不至同归于尽，冀享太平之庸福。与中原文化顽强生命力相伴的顽固的保守性，因循守旧的历史观念，是制约20世纪河南文学取得成就的潜在因素。第二，从作家的文化构成来审视，可以明显地看到河南作家文学素养整体上的欠缺。河南作家一般学历不高，知识结构相对贫乏，艺术准备不足。这些作
者的生活经验主要集中在农村，艺术视野不够开阔，写作资源不能多方获取。当有限的生活素材和情感体验消耗之后，创作就失去了底气，后劲不足。 16.2．试析师陀的“果园城家族”。答：师陀的《果园城记》创造了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一个北方小城果园城的独特世界，而在这个“果园城世界”中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就是活动于其间的人也就是果园城家族了。在果园城家族中，有朱魁爷这样劣迹斑斑的人物，也有小刘爷一类的败家子，有着葛天民、贺文龙这样的知识者，也有油三妹、素姑这样的悲剧女性，还有小茨儿这样带有一些原始气息的人物。朱魁爷是果园城的城主，是比果园城更加出名的人物。靠着他向果园城人民摆出的和善姿态，靠着他的恩威并济，朱魁爷成了果园城无形中的城主。就是这个比顶和善的还和善的人物，一进老宅，却具有一切中世纪封建主子的最坏特性。可以说。以朱魁爷为代表的封建势力，正是反动政权赖以肆虐中原的政治基础。生活于富户之家的小刘爷，是果园城系列小说中另一类有代表性的角色。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性，在于它不仅养育了朱魁爷这样的人间怪胎，还在于它不断地从朱魁爷的家庭里，繁衍、滋生出一代又一代的败家子来。师陀从剖析中原地区封建家族题材人手，通过对败家子形象的塑造，展现了封建制度对人性的摧残，揭示了这一制度的寄生性。小刘爷生长于溺爱和娇宠之中，惟一的才干就是大肆挥霍。父母离世以后，他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比真正要饭的穷人还要穷的人。《三个小人物》中的胡凤梧和小刘爷有着类似的经历。这一类人物显然是作家对中原文化负面因素警示性的反省。果园城中还有葛天民、贺文龙这样的知识者。他们的理想在果园城都要幻灭。无论如何努力挣扎，他们都无法找到真正的出路。对他们来说，命中注定的是，要么在小城中得过且过，一事无成，麻木地自满自足下去，要么设法走出小城，逃离中原。这里关于知识分子生存状况的描写，隐含着师陀这位现实主义作家对于改善中原地区文化环境的沉痛呼吁。果园城中当然也有遭受沉重精神重压的女性。《颜料盒》中的少女油三妹不堪小城舆论的重压而自杀，《桃红》中寡妇的女儿素姑则在闺房中耗蚀着自己的青春，成了一个嫁不出去的老处女。无论死者或生者，果园城中的女性无一能得到幸福。果园城家族中的上述人物，活现出一个老大民族的精神病态。只在《期待》、《过岭记》等少数作品中，作家给暗夜般的果园城透出了一丝光亮。《期待》中的徐立刚为理想英勇献身，《过岭记》中的长工小茨儿则稚气未蜕，显然是人性尚未被社会摧残的人物。这一类人物体现着作者的美学理想，也包含着作者重造民族、重塑中原的良好愿望。
16.3．试析李辈小说《黄河东流去》中春义、凤英的形象与意义。答：春义和凤英是李淮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在黄水滔滔的大灾难中，他们相依为命，相亲相爱，在水上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婚礼，当时他们在精神上基本上处于同一起跑线上。饿着肚子，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春义和风英，夜晚“他们凭着互相靠近的一点体温抵御着夜风的寒冷”。跑到咸阳，在自己的饺子铺开张以后的日日夜夜，凤英因为自己的辛苦经营获利，兴奋得眼睛闪光，而春义对于做生意却完全不能适应。为此，他们之间经常闹气。当听说黄河口子快打住的时候，春义对李麦说：“婶子，黄河口子快打住了，??我想着，月亮光再亮，也晒不干谷子，外乡再好，也比不上咱家乡，千行百行，庄稼才是正行，我想回家乡??”对于远离故土的游子，故乡是心灵的慰藉；对于离乡背井受尽磨难的黄泛区农民来说，故乡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归宿。但这只是总体而论。对于春义来说，回乡情结中却也烙有中原文化小农观念的印迹。以犁耕文化为物质基础、带有小农经济特征的中原文化心理结构，具有超稳定性的文化心理倾向，在心态上的突出表现是知足常乐的内向性，有着一种割舍不断的恋乡恋土情结。他们把一家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在自己土地上的劳作，生活清苦却能够四世同堂，乃至五世同堂，视为人生的最高理想。他们缺乏改变这种世代承袭的生活方式的自觉性，也不愿意闯荡世界，对外部世界下意识地产生一种厌恶感、恐惧感。面对都市文化、商品经济，他们心情焦躁，手足不安。他们看不惯城市中人与人之
间的交流方式和手段，他们无法适应城市生活的快节奏。保守的防御性的消极心态，使他们只能从都市中败下阵来，躲进几千年来中原文化给他们营造的那个破草庵，过着节奏缓慢、几近停滞的病态生活。春义和凤英的争论，不是个人品质和感情问题，他们对对方都有着足够的谅解和信任。他们的分歧在于：凤英在实践中感受到了原有生活方式的落后性，她再也无法忍受农业文明对于个性的压抑和钳制；在都市里她看到了一种崭新的生活，她向往投入这种生活，哪怕再苦再累，她也要进入竞争的市场一显身手。她在都市里、在现代文明生活中找到了自我价值和尊严，她要靠自己的头脑、靠自己的知识和劳动赚钱，实现自己的梦想。春义却完全没有跨越旧有的农民文明的版图，而凤英却果敢地走出了传统中原文化的消极阴影。这对爱侣的分手，有着固有中原文明在新的文明撞击下的蜕化、裂变的意味。李淮塑造的这两个人物，包含着他对中原文化的哲理性反思以及对更新中原文化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