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时期媒体环境的变化
二、新时期媒体环境的变化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经整整三十年，市场经济以经济主体追求利益和相互竞争为原始逻辑，成为促使中国社会面貌改变的核心和根源性力量，在它的推动下，中国正发生着向经济社会、公民社会、网络社会等方向的转型。新时期社会对于信息需求的模式已经发生转变，我国媒体必须适应形势，“媒体党性”也需进行调整。
改革开放30年来, 国内外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全球经济进入一体化时代, 虽然还存在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差别, 各自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千差万别, 但不可否认的是, 各国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文化、思想、政治上的互相学习、交流、交锋、影响、补充、融合正在增加。国门的打开, 先进的思想、理念、学说、价值观等等被介绍进来, 无可避免伴随而来的还有腐朽没落的文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政治民主的进步, 言路的敞开,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 不同经济成份所形成的不同经济利益体, 有政治上的不同诉求, 要求在新闻传媒上发表各自的声音。与此同时, 近30年来的科技进步, 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把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人们的交流———不同语言、不同国籍、不同民族的人们的交流变得相当简捷、容易。人们的传播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从一对多的传播模式, 传者居高临下, 充当组织者、指导者的角色, 正在转变为点对点、多对多的传播模式, 传播者与接收者相互平等, 并互换角色,“说教”式宣传的说服力正在减弱。互联网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互联网没有国界,“封”“堵”几无可能。网上有快捷的、即时的、海量的、几乎无所不包的信息, 但也不得不承认, 许多信息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真假难辨。网上人人平等、人人可以参与, 既使互联网成为信息的集散地, 也成为舆论的放大器。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当今社会,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科技不断进步, 信息传递和获取越来越快捷, 新闻舆论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30年来, 我国的传媒业迅猛发展。1978年, 我国仅有报纸253家, 电台198座, 电视台32座; 而到2007年, 报纸数量已达到2202种, 电台306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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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台369家, 有1969家新闻广播电视播出机构, 播出1789套广播节目和2322套电视节目。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互联网, 在中国大陆蓬勃发展。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最新统计, 大陆现有网民2﹒1亿, 是世界第二网民大国; 有各类网站150万个,其中新闻网站150多家。随着第二代互联网技术的应用, 互联网作为信息集散地和舆论放大器的功能将会更加突出。中国还是个手机大国,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数据, 截至2008年5月底全国手机用户已达到5﹒92亿。随着3G、4G技术的推广, 以移动传输为特征的新兴媒体必将兴起。新兴媒体的传播方式、传播规律、管理模式、经营模式、影响力等等, 还亟待研究。这些新的情况, 是以前没有过的。
在新时期，胡锦涛同志提出了更高更具体的要求:“必须不断改革创新, 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计划经济时代的新闻宣传模式显然已经不适应开放的多元的社会。人们更关心自己的周围、城市、国家、世界今天发生了什么, 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对自己有什么影响; 人们更愿意报纸广播电视提供事实,由他们自己在比较中作出判断, 得出结论, 你越是把结论“灌输”给读者听众观众, 读者听众观众越是不轻信; 人们比以前有更多的渠道和手段获取资讯, 事实和真相很难再被隐瞒和掩盖;东边不报西边报, 国内不报国外大量报, 报纸延时报网上滚动报, 这种情况如不改变, 主流媒体将逐渐失去吸引力、公信力和影响力。因此胡锦涛同志要求“审视新闻宣传工作, 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 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 他特别强调“研究新闻传播的现状和趋势”、“研究各类受众群体的心理和接受习惯”, 把握媒体分众化、对象化的新趋势, 要求在“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 提高时效性, 增加透明度”。这些要求, 让新闻工作者倍感亲切,同时也感到要求更高了。这也是我们党的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强调要研究新闻传播的现状和趋势, 强调要研究受众的心理特点, 从而使新闻宣传更加科学化, 更符合新闻宣传规律, 取得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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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新时期中国“媒体党性”提法加以调适的建议
三、对新时期“媒体党性”提法加以调适的建议
（一）“媒体党性”在注重新闻媒体的政治功能属性的同时，应侧重新闻媒体的社会属性
新时期，我国媒体党性的具体内容要开始针对媒体的社会功能属性加以调整。新闻媒体的社会属性是指媒体具有影响社会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能力。
今日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已不是最主要的内容，人们开始广泛参与经济活动和各种社会活动。曾经有人在2004 年就提出，“中国现在的主要矛盾不是生活品的缺乏而是公共品的缺乏”，人们广泛参与经济活动以后开始对社会的“公共领域”有强烈的需求。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就是公众可以聚集在一起，“就公共事务进行讨论，最后形成意志，达成共识”。而现代媒体正是人们最好的“公共领域”。媒体可以广泛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中来，将媒体的受众变成公民。
同时，针对我国媒体不良的商业行为，“媒体党性“也需强调社会性内容。媒体过度的商业行为最大的危害还是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在媒体党性的具体内容中加入社会性内容可对我国媒体的商业行为予以约束，还可以提高我国媒体对自己所从事的新闻活动所造成的社会影响的认识。
（二） 让“媒体党性”变为媒体自律的行为指南，尽量减少党对媒体不必要的直接管理控制
对我国媒体而言，媒体党性具有媒体自律的要义。新闻媒体的活动始终都需要新闻自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媒体对于新闻自由的需要更加强烈，没有新闻自由媒体就失去了发展的空间。我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培养出了社会公民对于负面信息足够的承受力，中国人已经从顺民时代、暴民时代、愚民时代走出，开始成为理性日益增强的公民。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媒体党性”应尽量发展成为媒体进行行业自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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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指南。这对于我国媒体来说是有可能的。首先，我国媒体党性具有实事求是的精髓，“媒体党性”的具体内容规定可以满足新闻媒体的行为需要；其次，我国新闻媒体中的党员新闻工作者可根据各自的政治觉悟实现自律，不需要党以党性为工具对新闻媒体做太多的直接管理。这样可保证我国新闻事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更具活力。
（三） 随着我国媒体“以传播者为中心”向“以受众为中心”转变，“媒体党性”也需向“以受众为中心”转变
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活动最终都是为人民谋利益，党性是对党为人民谋利益活动的具体规范。新中国成立最初三十多年，党一直是站在政治高度论述党性的。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以后，受众地位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得到尊重，我国媒体在认识观念上实现了以“受众为中心”的转变，但“媒体党性”对此并未作出响应。
“媒体党性”向“以受众为中心”调整具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受众”是一个新闻传播学概念，中国共产党在对“媒体党性”作出思考和调整时要尊重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其二，中国共产党在对“媒体党性”进行考虑时要从广大公民的角度出发，坚持以人为本。做到这两点，“媒体党性”的具体内容和要求才会更加正确、才能更加有力地推动我国媒体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说，“媒体党性”向“以受众为中心”转变是党在新时期提出的以人为本的要求在我国新闻事业中的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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