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世界上的伟大天才──爱因斯坦们、毕加索们、莫扎特们，似乎都是造物主神功使然，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
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就是一个典型，据说他出身在一个体力劳动者家庭，后来却成了现代数学之父。
一位研究早期学习的教授驳斥了这一说法，称他研究高斯的童年时发现在其两岁时，他母亲就教给他数字。
他的父亲是个体力工种的监工，本人并不是工人，还常和高斯玩计算游戏。 而且高斯还有个受过教育的叔叔，他在高斯很小的时候就教他复杂的数学。
其他天才们的情况也是一样。
爱因斯坦的父亲是位电气工程师，他所演示的实用物理知识令儿子很着迷。 毕加索的父亲是位美术教师，他让小帕布罗在8岁时画一碗又一碗的水果。
莫扎特的父亲是位受雇于贵族宫廷的音乐家，他在儿子还不会走路时就教他唱歌、弹奏乐器。 “在每一个例子里，仔细研究一下天才的成长背景，都可以发现父母或教师进行早期激励这种模式，”这位教授说。
但是父母应该给予怎样一种激励呢？
大量证据表明，家长的压力常会导致孩子疲劳厌倦而不是成为天才。 有一项研究认为有两种家庭教育的风格：支持型和激励型。
支持型的家长会尽全力帮助孩子发展兴趣爱好，赞扬其获得的成就，不管它多么微小。 一般来说，这样的家长会营造一个有规矩的、令人愉快的家庭环境。
激励型的家长会更主动地参与到孩子们的活动中去，在某些领域里带领他们前行，推动他们努力，通常起着导师的作用。
这一研究跟踪了四组儿童：一组儿童的家长是支持型的，一组是激励型的，一组是支持激励相结合的，最后一组儿童的家长既不支持也不激励。
孩子们领到了一些电子装置。当发出声响时，他们就要记下自己在干什么，并评估自己从中所感受到的快乐和反应的敏捷程度。
结果并不太出人意外。支持型父母的孩子所感到的快乐程度高于平均水平，但学习或做事时精力却不是那么高度集中。
表现最好的孩子的父母结合了支持和激励型的教育。
这些孩子显示了相当不错的快乐感，在学习过程中反应也很敏捷。
给予激励但缺乏支持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很可能会疲劳厌倦。
这些孩子确实能长时间努力，但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敏捷程度和快乐感大大低于生活在能兼顾激励和支持的家庭环境中的孩子。
另一关键因素是父母需要与孩子进行适当的交谈。
通过与成人交流，孩子学会的不仅是语言技巧，而且还有成人的习惯与思维方式。 像毕加索、爱因斯坦这样的神童之所以能在生活中率先起跑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父母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教给他们如何思考像艺术或物理这样的科目。
在荷兰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父亲们一般每天用于与孩子交谈的时间只有11秒钟。 新近在美国作的一项研究显示了稍好的结果，但这些父亲每天与孩子的交谈时间仍不到一分钟。
重要的不仅仅是花了多少时间，还有与孩子交谈的方式。
对孩子的问题只做出简单的回应，或是只给出乏味的回答，这样的父母带给孩子们的是一种消极的、狭隘的思维方式。
从另一方面来说，乐意与孩子作一步一步深入的论证，鼓励子女探索各种想法，这样的父母会培养出孩子开放的、创造性的思维方式。
一名研究人员试图通过实验论证这一观点。在他的研究中，几组家长学着与自己幼小的子女做有益的交谈。他说这些孩子在语言能力、智力，甚至社交领导才能上都比同龄孩子要强。 尽管这一研究尚未结束，这些孩子已表现出具备了长期的优势。
那么，对那些模范家长，那些同时给予孩子支持和激励，善于教给孩子思考的方法，成功地培养孩子学习上的主动性的家长，前景如何呢？ 能否确保他们的孩子成为天才？
人们普遍认为，个体之间存在着生理差异，要成为天才必须幸运地既拥有天才的基因，又拥有能造就天才的父母。 最重要的启示似乎是：尽管大多数人都有条件很好地去发挥他们的生理潜能──除非童年时得了严重疾病，或饮食太差──但是，他们能否成长在一个能开发其能力的环境中则很不确
定。
因此，虽然了解天才人物的生理特征十分有趣，但对良好的家庭教养和教育技巧的研究才具有长远的意义。
我清楚地记得我成为黑人的那一天。
13岁之前我一直住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黑人小镇伊顿维尔。
小镇的居民全是黑人。
我所认识的白人都是来自佛罗里达的奥兰多或是去往奥兰多的过路人。
本地的白人骑着风尘仆仆的马匹，而北方来的旅游者则驾着汽车沿着乡下的沙土路一路驶来。
小镇的人见惯了南方人，因此他们经过时小镇的人照旧大嚼甘蔗。 但是看到北方人则是另一回事。
胆怯的人躲在窗帘后小心翼翼地偷看他们，
胆大的则会走到屋外看着他们经过，感到很有趣，就像这些旅游者看到这村庄也感到很有趣一样。
门前平台可能是镇上其他人不敢去的地方，但对我来说，那儿就像前排座位一样。 我最爱坐在门柱上。
我喜欢在那儿看人们来来往往，也不在乎让那些人知道我喜欢看他们， 通常还与他们搭几句话。
我向他们挥手，如果他们也向我挥手，我还会与他们打招呼。
骑马或驾车的人通常会停下来，我们不可思议地互打招呼之后，我可能会随着他们“颠儿几步”，这是我们佛罗里达最南边的说法，意思是跟着他们走上一小段路。 如果正巧赶上家里人来到房前看见我，他们就会毫不客气地打断我们的交谈。
那段日子里，在我看来，白人和黑人的区别只不过是他们路过小镇，但从不住在这里。 他们喜欢听我“说几句”，喜欢听我唱歌，看我跳舞，并为此大方地给我小银币这倒使我感到意外，因为我太愿意跟他们“说上几句”，太愿意为他们唱歌跳舞了，他们给我钱时我才会停下来。
只是他们不知道这一点。 黑人不会给我钱，
对我表现出的任何一点欢乐的苗头，他们都不赞同。但我仍然是他们的佐拉， 我是属于他们，属于周围的旅馆，属于那个地方，属于每一个人的佐拉。
但我13岁时，家里发生了变故，我被送到杰克逊维尔的学校去了。 离开伊顿维尔时我还是我，佐拉。
可在杰克逊维尔下了船后，原来的佐拉不复存在了。 我似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再也不是伊顿维尔的佐拉了，我现在成了个小黑妞， 在好些方面都是。
在镜中，在内心深处，我变成了永远不黑不白的棕色人──就像最好的鞋油，抹不掉，不褪色。
身边总有人提醒我自己是奴隶的后代， 但这并没有使我沮丧。
奴隶制是60年前的事了。
解放黑奴的这场手术很成功，病人的情况也不错，谢谢。 这场使我从黑奴变为美国公民的可怕战争喊道“各就位！” 内战后的那段时期说“预备！”我的上一代人则喊“跑！” 就像一场赛跑一样，我飞速起跑，决不可中途停步，伤心回望。 身为黑奴是我为文明生活所付出的代价，而作出这一选择的并不是我。 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人有过比这更大的争取荣耀的机会了。
想想将要获得的新生活，而且我们不会有任何损失。不管我做什么，都可能得到双倍的嘉奖，或是双份的责难。想想这一点，知道这一点都令人激动不已。 占据国内舞台的中心可真刺激，而台下的观众则不知是喜是忧。
我没有总是感到自己是有色人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