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注(修订版) - 前言 - 杨伯峻 下载本文

榖梁经也写道:

庚子,孔子生。

而左氏经却没有这一条。二是公羊和谷梁经、传写到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左氏经却继续写到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传不但写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出走至越国,而且还大略叙述了赵襄子和韩、魏二家共同灭亡智伯,这是春秋以后几年的事了。由于三种春秋传授本,二种纪载「孔子生」、一种纪载「孔丘卒」,左传还记载了鲁哀公吊唁孔丘之辞,又加上孔丘学生手贡的评论。就从这个现象看,不能说春秋和孔丘没有关系。

首先提出春秋是孔丘所修的,是左传作者。僖公二十八年说:

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日:『天王狩于河阳。』」

根据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所引竹书纪年,纪年作「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既没有以臣召君的文字,不知鲁史原先怎样叙述的。从史记晋世家「孔子读史记(当卽鲁春秋或者晋乘)至文公,日:『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那么,今本「天王狩于河阳」,司马迁便以为孔子所读原文如此。纪年记载和春秋不同,纪年是以晋和魏为主的史书,自然可能和鲁史不一样。但左传强调春秋为孔丘所修,不止一次。又如成公十四年传说:

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这君子之口的圣人,卽是孔丘,犹如公羊的「君子」。公羊庄公七年传说:

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日:「星霣如雨。」何以书?记异也。

这是公元前六八七年三月十六日所发生的流星雨现象,并且是世界上最古的天琴流星雨纪事。那么「星霣(亦作「陨」)如雨」是纪实。流星雨也有不曾达到地面而消灭的现象,那是西汉成帝永始二年,卽公元前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天琴流星雨,卽公羊传所谓不修春秋「雨星不及地尺而复」,而不是公元前六八七年的流星雨。公羊传作者认为有所谓不修春秋,大概就是鲁国史官所纪载的原本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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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孔丘曾经修改它,便是今日的春秋。公羊所谓「君子修之」,王充论衡艺增篇和说日篇都说:「君子者,孔子。」这是一语破的。孟子滕文公下更说: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左传和公羊传只说孔丘「修」春秋,孟子竟说孔丘「作」春秋,越说越远。孔丘自己说过「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孟轲硬说他「作春秋」,岂不和孔圣人自己的话矛盾吗?

我认为庄子齐物论是庄周自己的笔墨。他也说: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

庄周这裹所谓「圣人」指的是孔丘。天下篇也是庄周自己写的,他又说:「春秋以道名分。」细玩庄周的文字,似乎也肯定春秋有孔丘的思想意识,卽有孔丘的笔墨。不过只「议」而不「辩」,目的在「经世先王之志」而「道名分」。 那么,孔丘在什么时代修或者作春秋呢?史记孔子世家列之于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以后,而且说: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

如果这话可信,孔丘作春秋,动机起于获麟。而孔丘于二年后即病逝。以古代简策的繁重,笔写刀削,成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书,过了七十岁的老翁,仅用两年的时间,(据第一节所引春秋说,仅用半年的时间。)未必能完成这艰巨任务罢。同样是司马迁做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却说: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

这一段话又和孔子世家相矛盾。世家记孔丘到周王朝,在孔丘三十岁以前,其后未载再去周室。孔丘三十岁以前去周室,在鲁昭公之世,如何能作春秋至哀公之世?论语是专记孔丘和他门下弟子言行的书,却没有一个字提到春秋,更不曾说孔丘修或作过春秋。论语中记载孔丘读过易,而且引用过诗和书,并且自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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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那么,他确实整理过诗经的雅和颂的篇章。他若写了或者修了春秋,这比整理雅、颂篇章贡献还大,为什么他和他学生都一字不提呢?

春秋经文记载二百四十二年的大事,在鲁国经历十二个君主,尤其是当时形势经过很大的变化。春秋为鲁国史书,又不晓得经过若干人的手笔。这些史官(当时叫太史)一方面不得不适应当时的形势,一方面也有他自己的观点和文风,这在春秋经文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下文将举例证明。如果孔丘果真修或作了春秋,为什么不把文风统一,尤其不把体例统一呢?

以形势论,春秋初期,黄河下流诸国比较富强,而郑国以为王卿士之故,称强称霸,甚至和周桓王相战而获胜。不久,齐桓称霸,楚也日见强盛,宋襄争霸未成。秦穆霸西戎而晋文、晋襄久霸中原。这是一变。晋国政出多门,吴国突起,越又灭吴。这是后期形势。因之,鲁史纪事便有不同体例,在注中都曾注出。现在我略举出几条:

一、隐、桓二公时,若不是鲁国之卿大夫,无论盟会、征伐都不写卿大夫之名。庄公二十二年春秋「及齐高傒盟于防」,这是和外国卿结盟写出他姓名的开始。文公八年春秋经「公子遂会晋赵盾盟于衡雍」,这是盟会鲁国和鲁以外之国卿都写上姓名的开始。

二、征伐,非鲁大夫书名(写出姓名),详隐公二.九注。 三、诸侯书某人,详隐公一○.二注。 四、书「帅师」见文公三.七注。

五、楚国君,春秋在文公九年以前都称「楚人」,文公九年一则书「楚人(实是楚穆王)伐郑」,一则书「楚子使椒来聘」,书「楚人」「楚子」同在一年。宣公五年以后就都书「楚子」。而且楚大夫书名,也从「使椒来聘」开始,椒是鬬椒,却不写他的姓氏。

孔颖达疏说:「推寻经文,自庄公以上诸弑君者皆不书氏,闵公以下皆书氏,亦足以明时史之异同,非仲尼所皆贬也。」(见隐四年经、庄十二年经、文九年经孔疏。文九年疏「亦」下衍「不」字,应依校勘记删正。)孔颖达说「时史有同异,非仲尼所皆贬」,这是确有心得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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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孔颖达有这论点,其他人也有相类似或者更进一步的看法。前文曾征引赵汸的看法,「王」字并不是孔丘的特笔。陆粲也征引金文,认为:

今世所传古器物铭,往往有称「王月」者,如周仲称父鼎铭则「王五月」、父己鼎铭则「王九月」,敔",铭则「王十月」,是周之时凡月皆称「王」,不独正月也。商钟铭曰「惟正月王春吉日」,又曰「惟王夹钟春吉月、是三代之时皆然,亦不独周矣。以为立法创制裁自圣(孔丘)心者,殆未考于此耶?

彝器铭文标年月时有「王」字,在现今传世古器物中可以得到证明。而且这「王」字有不同意义,如芈伯敦(王国维观堂别集补遗羌伯敦跋读芈为羌)云「唯王九年九月甲寅,王命口公征眉敖」云云,彔伯■敦云「唯王正月,辰在庚寅,王若曰:『彔伯■!",自厥祖考有劳于周邦」云云,这种「王」字,是指周王,卽周王所颁历法之年月,绝不是如公羊传所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叔夷钟铭云「唯王五月,长在戊寅,师于淄涶」云云,齐子仲姜镈(杨树达先生积微居金文说改称",堇命镈)「唯王五月初吉丁亥」云云,也是表明齐用周历。至于楚王熊章钟铭之「唯王五十有六祀」,此「王」乃楚惠王自称,器亦战国时器。楚王頵钟铭云:「唯王正月初吉丁,楚主頵自作铃钟」云云,楚王頵卽楚成王,文元年春秋「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可证。则春秋时,楚所铸器物,铭文之「王」,是楚王自称,楚自用楚历,非周王之历,由此两器可以断言。我而且怀疑晋姜鼎铭之「唯王九月乙亥」之「王」也不是周王。晋姜乃姜姓女嫁于晋国者。铭有「勿废文侯頵(显)命、文侯就是晋文侯仇,周平王东迁得到他的大力支持,现存尚书文侯之命足以为证。晋用夏正,不得称「王九月」,则「王九月」之「王」是指晋侯。王国维观堂别集补遗有古诸侯称王说,举芈伯敦、彔伯■敦盖等彝器为证,而不知楚之称王,明见左传,彝器中亦有之。晋器亦有称王的。足见公羊传所谓「大一统」之说只是秦汉大一统后想象之辞而已。

公羊传昭公十二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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