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在取材方面，夏衍将上海小市民的生活搬上了戏剧的舞台。剧作展开的就是上海弄堂里普通的两层楼房里每天都在静悄悄地发生着的人生世界，剧作家却从这市民家庭司空见惯的感情摩擦和人事纠纷中有了痛苦的发现。这种取材的平凡性、构思的朴素性与内在的深刻性，构成了夏衍创作的鲜明特色。

3、在结构方面，他匠心独具地正确处理了结构主线与副线的关系，不平均使用力量，以林志成、匡复、杨彩玉三人之间的家庭悲剧为主线，将其余四家人家的悲喜剧穿插其间，全剧主线突出，结构单纯，又保持了生活本身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4、在人物刻画方面，他对每一个人物性格的刻画，都抓住其主要特征，加以准确、传神的勾勒，做到了用笔的极端简洁与鲜明，留下了大量的艺术空白让观众去想象，补充。 5、在戏剧情感方面，剧作家对待剧中人物的态度是微温而含蓄的：他对黑暗势力的控诉是不动声色的，对待小市民及知识分子身上的弱点的鞭挞又是含着眼泪的。剧作家带着浓厚的人道主义的观点去看待人生，但人道主义并没有使夏衍泯灭是非善恶的界限，他的人道主义是与民主主义立场结合在一起的，这就使他的作品充满了人情味，产生了类似契诃夫含泪的微笑的艺术风格，构成了夏衍剧作的一个鲜明特点与优点。

思考：简评田汉从20年代到30年代创作的“转向”。 （答题要点见《现代文学三十年》学习指导P303页。）

四十年代文学思潮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在抗日战争爆发初期，“救亡”焕发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昔日因政治或文学观点的不同而彼此对立的各家各派作家，此时也都捐弃前嫌，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实现了统一。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发起人包括各方面的代表97人，选出周恩来、孙科、陈立夫为名誉理事，理事45人。由老舍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文协”在全国各地设了数十个分会，出版了会刊《抗战文艺》，是贯通抗战时期的惟一刊物。“文协”的成立标志着30年代无产阶级文学、自由主义文学，以及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等几种文学运动的汇流。组成了文学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大联合。

“文章下乡 文章入伍”

“文章下乡 文章入伍”是“文协”成立时提出的口号，鼓励作家深入战争现实生活，这一口号毫不勉强地为众多不同派别的作家所接受。（详见钱理群版P344页）

“孤岛文学”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有一部分留在上海租界这一类似“孤岛”的特殊环境中的作家，仍然坚持创作，并利用各种艺术形式配合抗日救亡活动，史称“孤岛文学”。“孤岛文学”中戏剧运动最活跃，包括由“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组织的“上海剧艺社”在内的各种专业和业余的

剧团，最多时达120个之多。这些剧团常组织联合演出，除了配合抗日的剧目，也上演较有艺术水准的翻译剧和历史剧。这时一些比较优秀的剧作，如于伶的《夜上海》、《长夜行》，阿英的《碧血花》，李健吾的《草莽》以及他改编的一些外国剧作，都代表了“孤岛文学”时期戏剧创作艺术的水准。

“民族形式”论争

（详见钱理群版P356---357）

对王实味的批判

在延安时期，王实味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两篇杂文，引起巨大反响。在文中王实味论述了艺术家不同于政治家的社会职能和两者的关系，认为政治家的任务“偏于改造社会制度”，而艺术家“偏于改造人的灵魂”。他还认为，旧中国是一个包脓裹血的黑暗社会，即使是革命战士也难免受其肮脏所沾染，因为我们的革命不能不携带许多落后的阶级阶层一路走。这就决定了艺术家改造灵魂的工作更重要、更艰苦也更迫切。他提出“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他还很具体而且尖锐地批评了延安革命队伍中存在的问题。

可是在当时残酷的战争年代，在极其政治化地环境中，这些有意义的探讨被看作是出格的异端邪说，文艺问题的论争很快被政治斗争所粗暴地取替。王实味咋1942年地整风运动中被清算，戴上了“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等莫须有的罪名与帽子，受到不容置辩的严酷的批判，后来又随意地被处决。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党内整风的基础上召开了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会上，毛泽东以党的最高领导人身份做了发言，后题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是“二战”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论中最有体系色彩且影响最大的论作之一。《讲话》论及了延安整风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对当时当地的文艺运动有现实针对性。《讲话》所讨论的多是文艺的“外部关系”问题，而对文艺本身规律的细节讨论较少。革命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作家和艺术家的思想改造、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等是《讲话》所论述的重点。《讲话》发表后，无论在解放区时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直是中共制定文艺政策指导文艺运动的根本方针，具有无可怀疑的权威性，对20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主观战斗精神”说

1948年，胡风写出了《论现实主义的路》等专著，提出了对于现实主义独创性的理论阐释。胡风认为现实总是主观体验过的现实，为作家所耳闻目睹，可称之为“感受世界”。另外在作者心目中还有一个“理应如此”的世界，胡风称之为“观念世界”。现实主义创作过程就是这两个世界“相生相克”的过程。其间作家扩张“观念世界”中与感受到的现实世界相适应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