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文艺运动：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引起国民党宣传部门的恐慌。于是由潘公展、朱应鹏等召集了王平陵、范争波、傅彦长等发动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出版了《前锋周报》与《前锋月刊》，在《宣言》里提出要铲除“多型的文艺意识”，而统一于“民族主义”的“中心意识”。上述“运动”虽然凭借政权的力量，在各地办有十多个刊物，却始终没有形成中心的理论，也未出现比较像样的创作；所谓“民族主义文学”也只有黄震遐诗剧《黄人之血》、小说《国门之路》这类政治宣传品。故这一运动没有形成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独立力量。

革命文学的倡导：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发生在1928年初，其作为一种规模浩大的文学运动，在1928年崛起，主要是由政治形势突变所推动。倡导者们接受了当时共产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认为虽然革命陷入低潮，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倡导能够推动政治上的持续革命。此外，他们的文学观点深受当时苏联和日本等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的“左”倾机械论的影响，特别是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及其后的文学组织“拉普”，理论家波格丹诺夫的“文艺组织生活”论更是直接成为他们文学革命的理论基础。

革命文学的倡导者是在上海的一批参加过革命实际活动的作家以及一批从日本等地归来的激进的青年，这两部分人共同倡导了革命文学运动。

太阳社：

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鲁迅在“左联”的成立大会上做了后来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总结了革命文学倡导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他针对某些革命作家盲目乐观的心态，批评那种“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不明白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的血”的“浪漫”。他指出，如果不正视现实，只抱着浪漫蒂克的幻想，“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很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即刻要撞碎”，“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简称“左联”。出席成立会议的有鲁迅、冯雪峰、沈端先、冯乃超、柔石、蒋光慈等四十余人。当时加盟的有五十余人，郭沫若、郁达夫都加入了左联。会上通过的理论纲领宣告：“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了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并且表明要“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

“左联”成立后，先后出版的刊物有《拓荒者》、《萌芽月刊》、《北斗》、《文学周报》、《文学导报》、《文学》半月刊等，另外接办和改组了《大众文艺》、《现代小说》、《文艺新闻》等期刊。“左联”在国内一些城市设立了小组，在日本东京设有分盟，另在北平有相对独立的“北方左翼作家联盟”与上海的“左联”遥相呼应，吸引了大批追求革命的文学青年。

为了服从旨在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春“左联”解散，其前后活动存在6年时间，对30年代乃至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左联”的活动：

1、“左联”成立后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工作。

2、自觉地加强了与世界文学的，特别是世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联系。首先，以极大的努力输入苏联及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翻译介绍到国外，得到世界的读者。

3、“左联”还积极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

4、以“左联”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非常重视创作方法的革新，积极推行富于革命意味的新的现实主义，然而其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和把握却有过曲折的历程。（详见钱理群版P153—154）。

文艺大众化运动：

“左联”成立后，即设立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并于1931年11月在题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左联“执委会决议中，明确规定“文学的大众化”是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重大的问题”。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北斗》、《文艺新闻》、《文学导报》等刊物发表了许多参与大众化问题讨论的文章，大众化问题成为左翼文学理论的焦点之一。其中鲁迅在讨论中始终坚持了将接受外来文化与继承民族传统相统一的观点，鲁迅将这概括为“拿来主义”，强调对于古代、民间与外国文化“我们都要拿来”，“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鲁迅的“拿来主义”思想在如何对待中外文化遗产这一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上是一个重要理论突破，对于促进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发展有重要意义。

文艺大众化运动鼓励了创作上的探求，“左联”提倡过工农兵通讯员运动，要求作家创作包括文学、演义、唱本、壁报文学在内的多种大众文艺作品，文艺大众化运动是对“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欧化”倾向及革命文学创作中存在的某些“左”的倾向的纠偏，目的在于缩短文学与群众的距离，这本也是无产阶级文学题中应有之义。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大众化的理论探讨仍比较肤浅，创作中也未能成功地贯彻。

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

所谓“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是由拉普提出，而于1930年11月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大会所确认，强调世界观对创作直线式的决定作用，完全用哲学方法或世界观取替艺术方法，认为作品的成功关键在于通过具体的人物和生活的描写将唯物辩证法体现出来，那么图解政治概念也就是合理的。又由于将世界观等同于创作方法，结果在批判“革命的浪漫蒂克”的创作思想情调时，连作为基本创作方法之一的浪漫主义也给否定了，创作上的主体性也不容表现了，这也使得当时众多作家都错误地以为不能再写自我的情感心理，只能写群像，写“我们”，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病还是很普遍。

文艺自由论及第三种文学论：

“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提出后，受到了一些作家的反对和抵制。

胡秋原、苏汶等认为“艺术不是宣传，描写不是议论”，反对“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认为创作的标准不只是“正确”，更应该考虑“真实”，如果文学所表现的生活是真实的，那么，就“必然地可以从现实生活的错误和矛盾中引出生活必须另行创造的结论来”，因此，他们反对文学上的“干涉主义”，要求给作家充分的创作自由。这些观点本来是针对当时国民党所支持的“民族主义文艺”思潮的，当然对于纠正左翼文学中存在的图解政治的倾向也有实际意义。但于客观上胡、苏的口号与主张阶级论的革命主潮相抵触，所以“左联”就群起而批判了胡、苏的“文艺自由论”以及“第三种文学论”，不能容忍胡、苏对左翼文学缺陷的指责。通过这场论争，我们也可以看出左翼文艺理论批评界的贫弱。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口号的传入：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由苏联传入的一种新的创作方法，它的影响比以往其他方法更加深远，甚至一直延续到当代。对这个口号及相关理论比较系统的介绍见之于1933年周扬发表的论文《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一种基本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1932年苏联首届作家代表大会确定的。它要求文艺家从现实的革命出发，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描写现实，这种艺术描写的真实性与历史具体性还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相结合。这个口号的提出有强调“写真实”的一面，但周扬介绍这一创作方法时，仍然强调文学的政治性、育性，强调作家立场、世界观，不太重视现实主义问题。所以这个口号一传入就有些变形。不过，文章还是批评和反省了左翼文学长期存在的一种偏向，即“忽略了艺术的特殊性，把艺术对于政治、对于意识形态的复杂而曲折的关系看成直线的、单纯的”。他的这篇文章几乎给此后的左翼文坛对创作方法的探求定下了调子，即既吸收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有利于现实主义恢复与发展的因素，又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左”倾机械论的束缚。

自由主义作家文艺观：

这一时期自由主义作家在理论上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梁实秋、朱光潜、沈从文等。

自由主义作家在他们的理论宣言中都公开地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认为文学应该为人生，应该有思想，应该“对中国社会变动有所关心”。

在自由主义作家群中，朱光潜的下述具有总结性的观点在这一时期自由主义作家对于政治、社会、艺术的思考中带有典型性……（钱理群版P1560）

30年代初左翼作家（鲁迅）与新月派的论战：

左翼作家与新月派的论战，本质上可以说是一场双方都自觉意识到的、争夺文艺阵地与领导权的斗争，对此，新月派的主要理论家梁实秋并不讳言，新月派的目的在根本否定无产阶级文学存在的理论基础。

新月派首先打出“人性”帜，抹杀左翼文学家所看重的文学的社会阶级基础，以“永恒的人性的文学”否定“无产阶级的阶级的文学”。争论的焦点，不在于肯定或否定“人性”的存在，问题在于梁实秋等人是以人性的普遍存在论来反对阶级论。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梁实秋竭力说明“人生有许多方面都是超阶级的”，文学创作不应受“阶级的约束”，才能够成就伟大的作品。对此，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给予了抨击，当然，这是止于一种义愤的政治性批判。其实，鲁迅也并不赞同当时许多左翼文学家把文学阶级功利性绝对化为文学惟一特征的“左”的倾向，指出在阶级社会里的文学，“都带”着阶级性“而非”只有阶级性，鲁迅在于新月派的论战中，一开始就坚持了与“左”右两种倾向作斗争的立场。

新月派第二面理论旗帜是“天才论”。梁实秋认为“一切的文明，都是极少数天才的创造”，在他的心目中，左翼文学是“五四”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延续和发展，所以他有时称左翼文学为“伤感的革命主义”或“浅薄的人道主义”。梁实秋的“天才论”典型地表现了新月派自由主义作家及其文艺思想的保守倾向和贵族色彩。不过梁实秋也看到了主流派文学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等弊病，看到了他们仍是变了形的浪漫主义。从文学思潮的流脉看，梁实秋的这种批评和判断还是有眼光的，后来左翼文学也反省过“革命的浪漫蒂克”倾向。

左翼文坛与“性灵派”的论争： （钱理群版P157—158）

“京派”作家群（北方作家群）：

30年代，在中国北方以《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水星》、《文学杂志》为主要阵地，形成了一个作家群，一般称为“京派”，也称“北方作家群”。

代表作家有：沈从文、萧乾、芦焚、废名等，朱光潜、沈从文是他们在理论上的主要代表人物。

京派作家在理论上的主要特点是强调文学与时代、政治的“距离”，追求人性的、永久的文学价值。在艺术观上标举健康与纯正，反对“文以载道”的浅陋，执意拉开与现实政治的距离。他们在文化思想上继承了五四文学改造国民性的传统和“人”的观念，以人性的价值尺度严肃地表现着“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铸”的主题。在审美趣味上，京派作家崇尚和谐，鼓吹情感的节制与艺术技巧的恰当。京派作家的理论必然会与强调文学艺术与无产阶级事业密切联系，主张文艺和历史的进行取同样步伐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形成尖锐对立，于是引发了“京派”作家与左翼文坛的论争。

在京派作家中，沈从文的成就和影响最大。

刘西渭《咀华集》、《咀华二集》：

《咀华集》、《咀华二集》是刘西渭的文学批评集，他在这两本集子中所评论的对象中包含了不同政治倾向和艺术流派彼此不同的作家：曹禺、卞之琳、沈从文、废名、夏衍、萧军等，这说明了他是一个能容纳、理解不同艺术个性的作家。他精通中外文学，有极好的艺术直感，又善于体察作者创作用心与甘苦，因此，他的批评对批评对象常有深切的理解，尽管是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