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格卢勒遭到政敌的诬告，“罪名”是组织“报复集团”，企图谋杀反对奥拉比的人。他因此被捕，关押了数月。
扎格卢勒青年时代曾在巴黎大学就读法律。从1892年起，他长期从事司法工作，先当律师，后任高等法院法律顾问，历时14年。1910年以后，他任司法大臣达10余年。扎格卢勒在担任律师时，以廉洁、正直著称。他从不为诬告作辩，只受理正义的诉讼；在为受害的穷人辩护时，不收报酬，伸张正义，深受人民的称颂。他任司法官职20余年，身体力行,尊重并捍卫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维护该国法院的职权，限制外国人操纵的“混合法庭”的权力，从不向洋人权贵献媚，趋炎附势，因而在司法界享有盛誉。
1906年，扎格卢勒任教育大臣，为发展埃及的民族文化，改变埃及的教育和科学技术的落后面貌呕心沥血。他为穷苦的学生实行免费教育，兴办师范学校，派遣埃及青年出国留学，为国家的发展造就人材。奉行愚民政策的英国殖民者对他的作为十分恼火，诬蔑他为“轻率的大臣”。
1913年7月，英国殖民当局慑于埃及人民的斗争，宣布实施“组织法”，建立“立法会议”，以标榜“民主”。扎格卢勒因深孚众望，被推选为副议长。“立法会议”的大多数成员是由亲英的埃及政府任命的，扎格卢勒是少数派，但他不怕孤立，在“立法会议”里力主改革，反对专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华夫脱党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宣布埃及为其“保护国”，实行严厉的军事戒严法令，“立法会议”被取消，工会活动遭镇压，人民的民主权利被剥夺。英国垄断资本家和埃及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残酷剥削和压榨埃及人民，向他们转嫁巨额的军事开支，将
数以万计的埃及劳苦大众组成“骆驼队”、“劳工团”，送到巴勒斯坦、叙利亚甚至欧洲战场当炮灰。正在成长中的埃及民族资产阶级也受到种种限制和压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埃及各阶层人民对英国殖民者和腐朽的封建统治者无不恨之入骨。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的扎格卢勒挺身而出，领导埃及人民进行反对英国殖民者和封建统治者的斗争。
1918年11月13日，扎格卢勒等人组成一个7人代表团，即著名的“华夫脱”（后来称华夫脱党）。这是一个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组织。该组织的章程规定，华夫脱的“使命是尽可能通过合法的和平方式谋求埃及的独立”。他们起草了“委任书”，阐明自己有资格代表全民族与英国政府谈判独立的问题，并动员人民在“委任书”上签字，以扩大其影响。同一天，扎格卢勒和另外两名华夫脱的成员会见了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雷杰纳德·温盖特爵士，以“全体埃及人民代表”的名义向他正式提出，废除保护国条约，承认埃及独立。他还要求率领代表团去伦敦，以便向英国政府直接提出埃及人民的这一愿望。英国政府拒绝了这个要求，并指示埃及当局严令禁止在“委任书”上签名。面对英国人的蛮横干涉，扎格卢勒毫不气馁，仍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宣传活动,广泛争取国内外的同情和支持，进一步唤醒埃及人民的民族意识。扎格卢勒还向巴黎和会提出埃及独立的问题，并强烈抗议英国当局禁止埃及代表团前往巴黎。英国当局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埃及人民，甚至连亲英的内阁首相鲁世迪也表示支持扎格卢勒去伦敦谈判埃及独立的问题。1919年3月1日，鲁世迪在自己的要求被拒绝后，忿然辞去首相职。
1919年3月6日，驻埃英军总司令沃森当面向扎格卢勒等人下达“通牒”书，严厉斥责他们讨论“保护”问题，是要给政府的工作“设置障碍”，并恫吓要“严惩”他们。扎格卢勒十分义愤，当即打电报给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表示他们决心承担“民族主
义的责任”。3月8日，英国当局悍然逮捕了扎格卢勒等4名代表团成员，把他们放逐到马耳他岛。
扎格卢勒等被捕和放逐的消息激怒了埃及人民。1919年3月，埃及人民反英大起义爆发。学生、工人、农民、商人等纷纷举行示威游行。示威者要求释放扎格卢勒等人。他们破坏铁路，割断通讯联络设施，袭击殖民侵略者。反英的怒潮汹涌澎湃。英国当局惶恐不安，先是血腥镇压，制造了数千人死亡的惨案，数千人被监禁或被处各种徒刑。但是，埃及人民并没有在侵略者的屠刀面前畏缩后退。4月初，举国上下要求立即释放扎格卢勒的呼声越来越高。英国当局狼狈不堪，不得不采用“换马术”：任命埃德蒙·艾伦比元帅为埃及新任高级专员。阿伦比上任后不久，4月7日被迫宣布释放扎格卢勒等人。埃及举国欢腾，庆祝这一伟大的民族胜利。
扎格卢勒恢复自由后，立即从马耳他飞往巴黎，向和会提出埃及的问题，幻想西方列强通过一纸宣言“保证”埃及的独立。扎格卢勒又一次碰壁。4月，美国宣布承认埃及为英国的“保护国”。6月28日，列强更在《凡尔赛和约》中载明：埃及处于英国的“保护”之下。尽管如此，扎格卢勒仍不甘休，他通过书信往来、私人接触，同欧洲有识之士保持联系，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独立谈判
英国政府企图乘扎格卢勒不在国内的时机，单独同亲英的埃及政府达成协议，以分裂埃及的民族独立运动。1919年底,英国政府派遣了以米尔讷勋爵为首的“调查团”去埃及，扬言要“调查埃及骚乱的原因”，并提出一项“宪政”法案，以维护英国在埃及的利益。“调查团”在埃及活动了3个月之后，于1920年3月溜回伦敦。扎格卢勒及时地揭露了英国当局的阴谋。他告诉埃及人民，英国人将使用一切手段企图骗取埃及人民的信任，以维护自己在
埃及的统治。因此，埃及人民要提高警惕，切勿上当，要坚持独立的权利。
米尔讷回国后向政府报告了埃及的局势，认为要解决埃及的问题，必须同扎格卢勒打交道。1920年6月，扎格卢勒受邀率代表团赴伦敦，同米尔讷“调查团”举行谈判。由于英国政府拒绝扎格卢勒提出的让埃及独立的要求，谈判断断续续进行到10月份，终于破裂。
1921年4月，扎格卢勒应埃及首相阿德里·雅昆的邀请，从国外回到阔别两年的祖国参加新的谈判。埃及人民热烈隆重地欢迎他胜利归来。阿德里的“邀请”是在阿伦比的敦促下发出的，隐藏着卑鄙的用心：阿德里企图利用扎格卢勒的崇高威望来骗取人民的信任，博得大多数华夫脱成员的支持，最后同英国达成某种妥协协定，以平息埃及人民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高潮。扎格卢勒识破了他的阴谋，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在谈判中必须坚持的四项条件：①彻底废除英国的“保护”制度；②埃及在国内国际范围内拥有独立的权利；③谈判开始前，取消戒严令和对新闻的检查措施；④谈判必须由华夫脱领导进行。英埃当局根本无法接受这些条件，谈判又一次失败。
扎格卢勒回国后，由于得到人民的有力支持，使他更加坚定了为埃及的独立而斗争的决心。他经常出席公众集会，发表演说，接待来访者，给报界写文章，号召埃及人民“为自由而生，为自由而死”。但扎格卢勒一直反对使用暴力手段,认为独立只能通过和平的手段去取得。英国当局对扎格卢勒的宣传活动十分惧怕。阿伦比给他写了一封带有通牒性质的信件，勒令他立即离开首都，住到乡间去。实际上这是对他实行软禁。1921年12月22日，扎格卢勒在回信里强烈抗议英国当局的暴虐行为。他指出，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促使全国人民进一步去实现争取独立的愿望”。他以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