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茶业发展述论

摘要: 江苏茶业历史悠久，名茶辈出，地位突出。史料证明，早在三国时期，江苏茶业即已产生。两晋南北朝时，随着饮茶风俗的兴盛，江苏茶业得到相应发展，茶区从江南拓展到江北少数地区。唐宋时期，江南茶区成为东南新兴茶叶生产和技术中心，所产阳羡茶作为唐代最著名的名茶，受到热烈追捧而入贡，并一直持续千余年。同时，茶区也相应推广到江苏最北面的海州一带。元代江南茶区仍然受到官府重视，地位重要。明代，散茶兴起，江南茶区对中国散茶生产和技术创新发挥了重要影响。由于战乱等影响，晚清时期江苏茶业已趋不振。入民国后，江苏茶业曾一度有所恢复，但最终并未摆脱衰落的命运。

江苏是中国享有盛誉的古茶区之一，茶业历史悠久，历史上诞生了不少闻名遐迩的名茶。目前，全省有 26个县市产茶，分江北、江南二大茶区。江南茶区主要分布于苏州郊区及吴县、常熟市、张家港市，无锡市、常州市、镇江市、南京市所属各县市。江北茶区主要分布于扬州市郊区、邗江、仪征，淮阴市的盱眙、金湖，徐州市的新沂、铜山，连云港及所属赣榆、东海、灌云。包括宜兴市、溧阳市、金坛市、句容市、溧水县在内的江南茶区，是江苏茶叶的主产区。江南茶区广阔，丘陵地区茶产量占全省茶产量 90% 以上。江苏茶业以单位产量高、生产效益好、名茶影响大等显著特点，在全国茶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然后，长期以来，经济界、学术界对江苏茶业的历史发展研究不够， 这与江苏茶业的悠久历史和重要地位极不相衬，故有深化研究的必要。

一、江苏茶业的起源

茶业是茶的生产( 含种植、采摘、制造) 、交换、消费、分配诸环节和内容的总和。众所周知，中国是茶的原产地，茶的发现、利用、文化都源于中国。据研究，到战国时期，“茶已成为 ( 巴蜀) 两国比较普遍的一项生产事业”，巴蜀之地也被公认“是我国也是世界茶叶文化和茶业的摇篮”。[ 1 ]

古代茶业长期局限于起源地巴蜀一带，直到秦人取巴亡蜀之后，茶业才从相对封闭的西南地区逐渐向其他地区传播。清代学者顾炎武研究茶史后说:“是知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 2 ]( 卷七《 茶》P381)“取蜀”是战国时的秦惠文王九年( 即公元前316 年) 。江苏茶业就是在西汉三国南北朝时期茶业由巴蜀向区域外逐渐传播基础上产生的。

有人主张汉代时期苏南已经种茶，其文献依据有二条: 一是明代周高起《洞山?茶系》的“相传古有汉王者，栖迟茗岭 ( 今宜兴境内——— 引者) 之阳，课童艺茶，踵卢仝幽致”;[ 3 ](P421)二是清代邵晋涵《尔雅·正义》说“汉人有阳羡买茶之语，则西汉已尚茗饮”。[ 4 ](P201)据此把宜兴产茶和茶叶贸易时间确定为西汉。以上传说在宜兴、长兴一带广为传播，影响巨大，以至县志及相关史籍辗转引录，几成定论。但是，传说毕竟是传说，不能当作信史。如:“踵卢仝幽致”之语，表明“汉王”到茗岭之阳的时间应在卢仝之后，而卢仝是唐代人，这样看来，“汉王”就不可能是“汉代的王”。况且编辑《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的茶史权威朱自振，专门写有《中国茶叶历史资料正误三则》，[ 5 ]纠正自己以讹传讹，以伪当真，传谬播误的过错。其实，所谓汉王在茗岭“课童艺茶”的传说，是明代人于茗岭建立茶神庙，“俗误刘秀庙”，[ 6 ](P189)因而把茶神与东汉光武帝联系起来，经想象附会出来的说法。“汉人有阳羡买茶之语”很可能是“汉人有武阳买茶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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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误改。清初，武进县析为武进、阳湖二县，与府城常州均治武进。常州城俗称“武阳”，而西汉时宜兴称“阳羡”。武进不产茶，常州府茶产于宜兴，这样“武阳买茶”就被错改成“阳羡买茶”了。“汉人武阳买茶”是西汉人王褒所作《僮约》中“武阳买茶”的简略说法，而“汉人阳羡买茶”就没有文献依据了。且这种说法迟至清代才出现，距西汉哪怕是东汉已有 1600 年以上的时间差，因而不可信。权威的陆羽《茶经·七之事》未提到光武帝刘秀饮茶事。唐代韩碦《为田神玉谢茶表》说到饮茶史时有“吴主礼贤，方闻置茗”。[ 7 ]( 卷四百四十四P4527)唐代杨华《膳夫经手录》也称“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年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已后盛矣”。他们都主张苏南地区茶业兴起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再次说明，明清时期宜兴产茶的传说不能视作信史。江苏茶业产生于三国时期，此点已有确切史料证明。当然，持“江南饮茶、植茶的起始，最迟也不会迟于东汉末年的看法”[ 8 ](P279)也有一定道理，但即将这样，江南茶业既不是东汉初年，更不是西汉时期的事。三国时孙皓“以茶当酒”的史实，说明江苏茶业始于东汉末年似可说通，因为文字记载总是落后于现实发展。东汉末年名医华佗《食论》也云:“苦茶久食，益意思”。[ 4 ](P14)华佗行医于河南东部、山东西部及徐州、盐城、扬州等地，其总结茶叶药用的经验，从中可推断此时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等地已经饮茶。《桐君录》载武进产茶:“西阳( 湖北黄冈) 、武昌、竟陵( 江苏武进) 皆出好茗”。[ 4 ](P206)权威的《茶经述评》认为，《桐君录》“约为东汉时的作品”，[ 9 ](P239)这说明江苏茶业始于东汉末年。江苏饮茶、产茶的确切史料首见于《三国志》。据载:“( 孙) 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 韦) 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瞱以酒”。[ 4 ](P203)这是中国正史记载饮茶时间最早、最具体的文字，表明韦曜嗜茶成性，吴地嗜茶者众。吴宫中备有茶叶，除了“密赐”韦曜这样的大臣代酒外，还可能自用或赐给近臣、后妃、宫人等，贮藏量一定不少。无疑，至少至三国时，以苏南为代表的东吴统治阶级上层开始流行饮茶。孙吴时秦菁所撰《秦子》也写到:“顾彦先曰:有味如碨，饮而不醉; 无味如茶，饮而酲焉，醉人何用也? ”[ 4 ](P203)顾彦先即顾荣，吴郡吴县人。从这则材料可见，三国时吴地一带饮茶逐渐多了起来。有茶叶消费需求，必定有茶叶生产。陆羽《茶经·七之事》引山谦之《吴兴记》云:“乌程县西二十里有温山，出御瞱”。三国时，阳羡属吴兴郡，治乌程 ( 浙江湖州) ，表明吴宫苏南一带的茶可能产自包括宜兴一带的吴兴。两晋南北朝时，江苏饮茶趋于兴盛，茶业相应得以发展。西晋结束了东汉末年以来的长期分裂局面，国家实现了短暂的统一，洛阳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方人到北方当官做生意的人自然增多。包括来自吴地的饮茶人，把饮茶习俗带到北方，并加以传播。如吴郡人陆机、陆云兄弟，与西晋著名文人、齐国临淄 ( 山东淄博市东北) 左思关系密切。受其影响，从未到过南方的左思及其家人爱上了饮茶。左思《娇女诗》勾画他的两个爱女不顾烟熏火烧，用嘴吹炉，急等茶吃的情景。[ 10 ](P3)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苏南饮茶之盛。东晋时，苏南饮茶持续兴盛，并早已成为朋友聚会、“客坐敬茶”的习惯。刘义庆《世说新语》下卷《轻底》第二十六载:“褚太傅初渡江，尝入东，至( 苏州) 金昌亭。吴中豪右，燕集亭中。诸公虽素有重名，于时造次不相识，赖左右多与茗汁，少箸粽汁，尽辄益，使终不得食”。刘义庆《世说新语》下卷《纰漏》第三十四载: 年少得志的任育长，“自过江，便失志。王丞相诸先度时贤共至石头迎之。犹作畴日相待，一日便觉有异，坐席竟下饮，便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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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此为茶，为茗? ’”这两则故事讲到来自北方的褚裒( 褚季野) 习惯饮茶，而任育长显然无饮茶习惯，但建康、吴中一带的苏南人饮茶却极为普遍。从《广陵耆老传》中可概知苏北人饮茶。晋元帝 (317—323年在位) 时，扬州有老姥，每天一早“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 4 ](P14)这说明这一带的百姓饮茶，茶叶消费市场广阔。江苏尤其是苏南地区，至南北朝时期饮茶风气更为发展。吴兴太守陆纳待客的“素业”，“所设唯茶果而已”，[ 4 ](P12)是一种以茶示廉手段。东晋权臣卫桓温也热衷于以茶示廉，他每次宴饮“唯下七奠瞲茶果而已”。[ 4 ](P12)《洛阳伽蓝记》载，北魏大夫杨元慎戏辱南方降臣陈庆之，云:“吴人之鬼，住居建康??茗饮作浆”，[ 4 ](P208)这表明，北方士大夫也公认苏南人喜欢饮茶。为了照顾南方降臣，北魏宫廷中备有茶叶，即使朝贵宴会，也要“设茗饮”，琅琊王肃习惯“渴饮茗汁”，每次要饮茶水一斗，“号为漏厄”，彭城王元勰为王肃设宴时，既有“邾莒之食，亦有酪好( 茶的别称——— 引者) ”。[ 4 ](P208)北魏鲜卑人虽然喝茶不多，但苏南人饮茶成习已经得到公认。事实也确实如此。南朝皇帝贵族普遍饮茶，且开创了“以茶祭祀”的礼制，形成了“以茶为赐”的习惯。齐武帝于永明九年 (491 年) 正月下诏，用茶祭祀生母之灵:“诏太庙四时祭，??高皇帝荐肉脍、菹羹; 昭皇后茗碩炙鱼，皆所嗜也”。[ 11 ]( 卷九《 社志上》P1924)这说明昭皇后生前嗜茶，以茶为祭已成定制。当然，齐武帝本人也嗜茶，为抑制奢靡厚葬之风，他立下遗嘱:“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饭、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践，咸同此制”。[ 4 ](P207)赐茶礼仪的开创，首见南朝梁刘孝绰《谢晋安王饷米等启》。所云“传诏李孟孙宣教旨，垂赐米、酒、瓜、笋、菹、脯、酢、茗八种”，[ 4 ](P15)指的是梁简文帝萧纲受封晋安王时，向著名文人孝绰赐茶。这里的晋安王是萧纲，而不是宋武帝的儿子刘子勋这个晋安王。[ 12 ]陶弘景为南朝道教思想家、医学家，隐居江苏句容曲山，号称“山中宰相”，是一位爱茶、懂茶之人。他在《杂录》中云:“苦茶轻身换骨，昔丹邱子、黄山君服之”。[ 4 ](P15)两晋南北朝时期江苏尤其是苏南饮茶风习的持续升温，是与茶业发展同步进行的。以茶示廉、以茶为赐、以茶为礼、以茶祭祀在苏南流行，说明茶已成为苏南标志性的物品。这些现象的出现，“要不是茶叶生产有较大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8 ](P287)而《淮阴图经》所载“山阳县:( 江苏淮安，东晋时设——— 引者) 南二十里有茶坡”，[ 4 ](P16)说明东晋时苏北也已产茶。这一时期，江苏茶产主要集中于苏南，特别是宜兴山区，这是江苏茶业自古至今的基本特点。由于史料较缺，这一时期江苏茶业的发展轨迹尚不清晰，显得有些零散。

二、江苏茶业的兴盛

唐宋时期是中国茶业的兴盛时期。一个显著标志是，包括苏南在内的浙西茶区的骤然兴起，成为东南新兴茶叶生产和技术中心，其影响和地位已经超过传统茶业中心巴蜀之地。陆羽《茶经·八之出》所载茶产地甚详，云:“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常州，义兴县生君山悬脚岭北峰下，与荆州、义阳郡同; 生圈岭善权寺、石亭山，与舒州同。??润州、苏州又下。润州，江宁县生傲山，苏州，长洲县生洞庭山，与金州、蕲州、梁州同”。可见，至少到中唐时期，苏南产茶地甚广，茶区遍布全区域，茶叶以义兴所产为最佳。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有:“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 10 ](P41)足见唐代时宜兴茶已为帝王所好，列为贡品。杜牧《题茶山》有:“山实东南秀，茶称瑞草魁”，[ 10 ](P42)描写了宜兴茶区的美景及贡茶的危害。常州刺史王枳《贡阳羡茶感》有:“今朝拜贡盈襟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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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进新芽是进心”。[ 13 ]( 卷七百九十五P4842)其他唐代名家陆希声、白居易、皇甫冉、陆龟蒙、张藉等，都写下了有关宜兴茶的诗篇。皇甫曾《送陆鸿渐山人采茶回( 一本无回字) 》有:“千峰待逋客，香茗复丛生。采摘知深处，烟霞羡独行。幽期山寺远，野饭石泉清。寂寂燃灯夜( 一作火) ，想思一磬声”。[ 10 ](P36)这首诗描写陆羽在宜兴茗山采茶的情景。明代周高起《洞山?茶系》云:“又茗山在县西南五十里永丰乡。皇甫曾有《送陆羽南山采茶》诗。??见时贡茶在茗山矣”。宜兴贡茶早于相邻的长兴。欧阳修《新唐书·地理志》载，天下土贡茶产地 17 个州郡，“常州晋陵郡”的“紫笋茶”即是一。清代陈廷灿《续茶经》卷上引唐代斐汶《茶述》认为，“今宇内为土贡实多，而顾渚、蕲阳、蒙山为上。其次则寿阳、义兴、碧涧、碪湖、衡山，最下有鄱阳、浮梁”。需要指出的是: 宜兴产茶地区历来都在宜兴南部山区，即雍正三年(1726 年) 宜兴县析分出来的荆溪县境内。此地东濒太湖，南与浙江长兴的茶产区相接，北靠东西两碫，西与安徽广德、江苏溧阳毗邻。天目山余脉横贯东西，丘陵山地起伏，海拔 50—500 米，是茶树分布北缘地区最适宜的地区。阳羡茶在唐代盛极一时。明代许次纾《茶疏·产茶》云:“江南之茶，唐人首推阳羡”。随着对贡茶需求量的增多，官府在宜兴专门设置了制造贡茶的机构。嗣后，又命临县浙江长兴分造，并将贡茶重心逐渐向浙江长兴顾渚山转移。《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云:“义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典是邦，山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芬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厥后因之，征献浸广，遂为任土之贡，与常赋之邦侔矣。每岁选匠征夫至二千余人云”。[ 14 ]( 卷二十九P497)嘉泰《吴兴记》又云:“顾渚与宜兴接，唐代宗以其岁造数多，遂命长兴均贡。自大历五年始分山折造，岁有定额，鬻有禁令，诸乡茶芽，置焙于顾渚，以刺史总之，观察史总之”。《吴兴统记》说，最初长兴贡茶院设于顾渚虎头岩后的顾渚源头，“建草舍三十余间，自大历五年至贞元十六年于此造茶，??至贞元十七年，刺史李词以院宇隘陋，造寺一所，移武康吉祥额置焉。以东廊三十间为贡茶院，两行置茶碓，又焙百余所，工匠千余人，引顾渚泉旦其间，烹蒸涤濯皆用之，非此水不能制也。刺史常以立春后四十五日入山，暨谷雨还”。唐代苏南茶区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成为陆羽重点考察的茶区之一。苏州虎丘、无锡惠山、镇江丹阳、常州宜兴、南京摄山，都有陆羽采摘茶叶、品定泉水的足迹。现在，虎丘不仅有纪念陆羽的“楼”，还有陆羽品定的天下第三泉，即“陆羽泉”。明代王鏊《虎丘复第三泉记》:“虎丘第三泉，其始出于陆鸿渐品定”。皇甫冉《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云:“采茶非采碬，远远上层崖。布叶春风暖，盈筐白日斜。旧知山寺路，时宿野人家。借问王孙草，何时放碗花”。[ 10 ](P36)明代李日华《六研斋二笔》卷下有:“摄山栖霞寺，有茶坪，茶生榛葬中，非经人剪植者。唐陆羽入山采之，皇甫冉作诗送之云”。陆羽曾到栖霞山品泉试茶，后人建“试茶亭”以资纪念。至宋朝时，《景定建康志》卷十九《山川》所云:“昔因人伐木，始见石壁上刻隶书六大字曰: 白乳泉试茶亭( 但据笔者亲自考察，这六个大字的排列格式是自右到左，从上到下，这样写的: 试茶亭白乳泉——— 引者) ，不知得名于何人”。此时，苏北少数地区也产茶，以扬州为著名。五代蜀毛文锡《茶谱》云:“扬州禅智寺，隋之故宫，寺枕蜀冈，有茶园，其味甘香如蒙顶也”。值得注意的是，扼京杭大运河咽喉的扬州成为南茶北运的必经之路，由于茶叶贸易的兴盛而成为茶商会聚之地。“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 4 ](P211)水运当然是主要手段，所谓江淮商贾，业在舟船。唐人罗隐提到鄱阳人吕璜以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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