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窦娥冤》看中国古典悲剧的艺术特色 下载本文

悲剧结局是各种冲突的最后决战和解决。在这里, 一切矛盾发展到了白热化,其最终的结果或快乐、或不幸、或兼而有之, 各种情感一齐抨击着观众的心灵, 叫人或欣喜若狂、或捶胸顿足,甚至离开剧场后也久久不能平静。悲剧结局给人的审美享受,在全剧中是最集中、 最强烈、最持久的。关于悲剧的结局,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中有最经典的阐释:“完美的布局应有单一的结局,而不是如某些人所主张的,应有双重的结局,其中的转变不应由逆境转入顺境,而应相反,

16由顺境转入逆境。”○西方的悲剧,正是遵循着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

演绎着由小悲转入大悲,一悲到底的戏剧模式。

与西方这种“一悲到底”的创作手法截然不同,中国古典悲剧结局体现了“悲中带喜”的独特风格。中国悲剧采取的是一种苦尽甘来的结构形态,类似于亚里士多德所不取的“双重结构”。有人总结了中国古典戏剧的基本模式为: 喜→悲→喜→悲→大悲→小喜,这大悲之后的 “小喜” 是中国古典文学独具的 “团圆之趣”。朱光潜先生曾经指出:“随便翻开一个剧本,不管主要人物处于多么悲惨的境地,你尽管可以放心,结尾一定是皆大欢喜,有趣的只是他们怎样转危为安。”李渔在《曲话》中说:“所谓无逆学气者,非但风流跌宕之曲,花前月下之情,当以板斧为戒;即谈忠孝节义与说悲苦哀怨之情,亦当以抑圣为狂,寓哭于笑。”这种“悲中带喜”的独特风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情节发展中加入喜剧成分,二是在结局的设计上,加上一条“光明的尾巴”。

中国悲剧的情节发展并不总是剑拔弩张,紧张到令人窒息的地

步,而是常常都掺杂着一些妙趣横生的喜剧成分。如戏曲中的生旦净末丑上场,或是动作上的滑稽打闹,或是语言上的逗笑取乐,也就是通过这种加入剧中的插科打诨来获取喜剧效果,令人解颐捧腹,从而达到“喜中见悲”、“寓悲于喜”的目的的结局模式。

即使是像《窦娥冤》这样的“苦戏”,也仍然穿插着一些令人忍俊不禁的喜剧成分,如赛卢医上场时的说白:[净扮赛卢医上,诗云]行

17医有斟酌,下药依本草;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说白风趣幽默,观众

听之不禁莞尔,在浓重的悲剧氛围中尤显突兀。但另一方面,适当喜剧成分的加入又有助于渲染沉重的悲剧气氛、有助于反村悲剧主人公的悲惨遭遇,这也正是“以喜写悲,愈见其悲”的道理。

中国古典悲剧“悲中有喜”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悲剧结尾进行大团圆式的艺术处理。例如《长生殿》《梁山泊与祝英台》等爱情悲剧,均利用了仙界重圆圆了他们现实中无法圆的爱情之梦。而政治悲剧则演绎了一个个伸冤复仇,善恶报应的故事。如《赵氏孤儿》最终以遗腹子孤儿最终长大成人,忠臣良将报仇雪恨收场。

当然,中国悲剧的结尾设计还有很多,如冥判式,其代表作为《精忠旗》;调和式,其代表作是《娇红记》;超脱红尘式,其代表作是《桃花扇》等等,但均附了一条“光明的尾巴”。因而,尽管中国古典悲剧上演的都是一幕幕“苦戏”,悲剧性矛盾连续不断,与西方经典悲剧相比也毫不逊色。可是,因为戏剧的结尾挂上了一条“光明的尾巴”,这就形成了有悖于亚里士多德的“由顺境转入逆境”的悲剧观点。从而使众多的学者质疑中国的悲剧是否为真正意义上的悲剧?中国第

一个真正具有悲剧审美意识的批评家王国维在他的《红楼梦评论》中亦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

18始于困者终于亨。”○不可否认,有些作品牵强附会地在结尾套上一

个圆满的结局,在整体上的确容易破坏整部作品的悲剧艺术性。但是,总的看来,大团圆式的结局可以说正是中国古典悲剧的独特之处。一条“光明的尾巴”并不能削弱一出悲剧的强烈感染力,著名的悲剧理论家王季思先生在《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的前言中这样说道:“中国古典悲剧必有代表人民意志的光明结尾,或现实的,或幻想的,以

19 起劝善惩恶的作用。这并不影响全剧的悲剧性质和悲剧气氛。”○

《窦娥冤》中的窦娥在邪恶势力的迫害下,最终化为冤魂,临死前立下的三桩誓愿也都一一得到验证,最后她的父亲窦天章为她翻了案,恶人得到了报应。这看来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但这并没有弱化其悲剧效果。窦娥的冤魂是“死人复生”的表象。一方面,这是悲剧补偿心理的具体化,“这种结构形式符合中国观众的民族心理、欣赏习惯和审美关照。”;另一方面,窦娥冤情平反,父亲窦天章做了官的这种方式并不能改变窦娥的人生命运。窦娥的冤情平反,难道她就能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嘛?她的父亲窦天章就能找回自己的女儿吗?

席勒认为:“某种价值必须遭到破坏,这样才能属于悲剧性的范

20畴”○。价值是多元的,人类生活和充分生活的权利也是有价值的,

捍卫价值的追求也是有价值的。因而生活权利和愿望遭到剥夺和损害,人类正当追求遭到摧毁都是悲剧性的。作品中所表现的悲剧性并

不因为结尾的“大团圆”结尾而改变。事实上,《窦娥冤》的结尾,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这种团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团圆。窦娥终究是死了,她的鬼魂之说只是艺术虚拟中的虚拟物而已,“人”这个实在物已经不存在了,还是存在着“某种价值遭到破坏”。

中国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结局有着深厚的思想根源,中国悲剧结局中的乐观主义精神深受传统的“乐感文化”影响。儒家学说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它是一种入世哲学,强调“中庸”,讲求伦理,提倡达观生活态度,抬高集体主义观念,相信人的力量,也肯定愉快的平凡的人生,具有乐观的性质,宣扬“乐天安命”的思想,由此,对戏曲中主人公的死,就不是把它当作可怕与不幸的事,而是看成为一种希望、一种新生。

大团圆式的结局模式,是中国悲剧的一大特色。我们在吸收西方文化精华的同时,也要注重自身的民族个性。“只有理性地评估民族文化,敢于正视差异,文学才能真正地走向世界;只有在接受中西文化的过程中广泛地选择,在交流中存在民族个性,才不至于在全球化

21的进程中迷失方向。”○

五、悲剧效果

就悲剧艺术的美学意义和审美价值而言,悲剧并不是以表现悲惨命运、不幸遭遇为最终目的。相反,它是通过表现种种悲惨与不幸,启发人们对造成悲剧的根源进行反思,引发人们对人生价值的深刻领悟,激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鼓励人们保持坚定积极的生活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