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史鉴：列强的国家战略——美国篇
文/王鼎杰
毫无疑问，美国是二战最大的受益者。作为最后一个参战的大国、唯一本土幸免大战破坏的大国、战争红利捞取最彻底的大国，美国借助二战实现了里程碑似的崛起，成为全球综合实力第一的超级大国，并为冷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正如本系列之前各篇文章揭示的那样，在这场大战中，参与竞争的每一个大国都有其独特的战略传统，战略博弈的水准都非常之高。何以美国能避免本土惨遭破坏？又如何技压群雄，最后胜出，还能面子里子一起赚……太多太多的疑问，值得我们探讨借鉴。本文作为二战战略史鉴系列文章的收官之作，将全面揭示其中被遗忘的历史真相和战略教训，并借美国国家战略的“鹰眼”，对整个二战中的列强战略博弈进行全盘总结。
溯源
要理解美国在二战中的大战略，首先要深刻理解“孤立主义”。
说起美国的“孤立主义”，很多人将之孤立地理解为美国内部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思潮，一种严重束缚美国手脚的战略负资产，从未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孤立主义”的源头其实在英伦三岛，从其美国化的那一刻，就与国际政治密切相关，直到一战前都是美国最宝贵的一份战略资产。
美国的母体是大英帝国，从这个母体身上，美国不仅学到了一整套对内治理之道，还学会了两个重要的外交传统——“光荣孤立”与“权力平衡”。按照字面解释，英国永远不追求欧洲大陆的主宰权，也不允许任何一个霸权主义国家获得这种主宰权。所以，当欧洲大陆风平浪静时，英国就“光荣孤立”，与海峡彼岸的列国一起相忘于世界和平的大江湖之中。当出现“太阳王”（编注：法国波旁王朝国王路易十四）、拿破仑时，英国就仗剑远征，扶弱克强，维持欧洲大陆的“权力平衡”。一旦霸王完蛋，
平衡恢复，英国立即退回本土，继续“光荣孤立”。
如此说来，英国高举反霸大旗，去恶必尽而不计其功，行王道而不居王者之位，一部英国外交史几乎就成了一部积德行善史。真可以说是国际第一活雷锋，西洋头号宋襄公。可是，一个无法面对的事实是：古今中外，国际政治中的宋襄公个个下场悲惨。何以大英帝国却能成为例外？原因就在于，其所说与其所行之间，存在着看似微妙实则却巨大的区别。
英国作为一个岛国，只要维持强大的海军，就可以充分确保自身安全。它的位置又恰好处在欧洲海外航线的汇聚要津。在大航海时代，这是极大的战略资产。英国竭力维持欧洲大陆的权力平衡，实质是杜绝出现强大的挑战者。同时，他在海外又竭力打压一切挑战英国霸权者。这就形成了一种两面战略：在欧洲维持均势，在欧洲之外建立霸权。也可以说，英国界定的世界和平，其实是欧洲的无霸主和平再加上欧洲之外的有霸主和平，而这个霸主就是英国。在欧洲称雄全球的时代，英国制住了欧洲，就是握住了全球霸权的枢纽。所以，英国才能在反霸权主义的高歌中，一路把自己唱成了全球第一号的霸权主义大国。
美国独立后，有样学样，口头上痛骂英国殖民主义，心中却立志先做西半球的“小英帝国”，再伺机成为全球性的“超英帝国”。“孤立主义”就是这个独特背景下产生的一种高水准国家战略。按照字面的解释，“孤立主义”指的是美国不介入欧洲事务，也不欢迎欧洲国家介入美洲事务。可是，稍微想一想美国立国时的国际形势，我们就会发现，当时的美国力量有限，蜗居大西洋一隅，自保不暇，何德何能去介入欧洲事务？此后的一个多世纪内，美国连阻止欧洲国家介入美国事务的能力都没有，又如何阻止这些国家介入整个美洲的事务？但如果深入这个政策的实质就会发现，其高深莫测之处并不在字面体现的道义原则，而在实践中对列国关系的清晰判断。
北美独立战争揭示的一个军事现实是，像英国这样的传统海权大国，并不具备在北美大陆进行全面征服战争的能力。有这种能力的国家，是欧洲大陆上的陆军强国。可是，后者如要将陆战力量投送到北美，先要过英国海权这一关。从英国的立场上，如果漠视这样一个陆上强国征服了北美，等于是形成了对大英帝国的夹击布
局，进而有可能全面颠覆英国霸权。所以，英国从自利的角度，必须大力保卫新生的美国，这样才能维持住全球霸主的地位。美国一旦认清这一点，就可以把自己的国家战略列车挂在英国快车之上。所谓“不欢迎欧洲国家介入美洲事务”，其实是知道有大英帝国在，就不会有任何介入。而“不介入欧洲事务”，则是度德量力后的理性选择。正如水流就下是自然界的铁律，避强击弱、批亢捣虚也是战略界的铁律，所以，《孙子兵法》才说：“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又说：“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虚实是也。”国人读孙子者，多未解其中真意。早期美国人很少读《孙子兵法》，却悟透了其中的道理。
须知，大英帝国的霸权建立在对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控制之上，太平洋则是遥远的海，美国就是一面借助大英帝国的海权之盾保卫本土，一面去大英帝国鞭长莫及之处扩张。因此，西进，不断的西进就成了美国的国策。其目的首先是要在北美形成南北无强邻，东西皆大洋的格局。这样，美国就由一洋国家变成两洋国家，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巨型岛国。接着，就要利用新获得的太平洋海岸线，继续跨海西进。国内讲美国史者，历来只知道美国在北美大陆搞西进运动，却不知道那只是西进运动的第一阶段，或者叫陆权阶段，紧接着的第二阶段、海权阶段，才是更精彩、更辉煌的大国崛起曲。
西进
西进途中，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空间过大。为了克服空间造成的障碍，美国可以说是多管齐下，修建了连通两大洋的铁路，开通了巴拿马运河，并在太平洋上不断谋求战略支点。就是在谋求战略支点的过程中，美国阴差阳错地惊醒了沉睡中的日本。
1853年，美国为了中国市场，歪打正着地撞了一下日本的窗户，没想到日本顺势睡狮猛醒，明治维新搞得如火如荼。到1893年，日本就学会了反过来给美国人玩炮舰外交。这一年，夏威夷的日本侨民和美国侨民产生冲突。日本立即派出最优
秀的舰长（东乡平八郎）、最精锐的军舰（“浪速”号），去夏威夷恐吓美国人。在日本眼中，美国对夏威夷实在是鞭长莫及，何况当地黄种人侨民是白种人侨民的15倍，日本侨民是美国侨民的8倍！反过来，美国也是第一次看清了日本的威胁。同时，美国深知，日本对夏威夷同样是鞭长莫及。而且，当时日本的主要对手是近在咫尺的中、俄，哪像美国无债一身轻。故而，美国毫不犹豫地将夏威夷一举拿下。
事后看来，夏威夷冲突是美国对日本的第一记“封门掌”，堵住了日本东进的大门。日本东进无望，只能西进。1894年，日本挑起甲午战争，抢在西伯利亚铁路和巴拿马运河开通前，把中国狠揍了一顿，收入颇丰。台湾的获得，尤其意义深远，等于是让日本站在了东南亚的门槛上。美国自然不敢怠慢。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1898年美国就挑起美西战争，从加勒比海一直打到东南亚，夺取了关岛、菲律宾。这就等于又关上了日本南下的大门，把日本的一只脚夹在门槛上整整43年。日本无法南下，只有北上。1904年日俄战争尸横遍野，实在是别无选择。
如前所述，高明的强权主义者总是奉行水流就下的战理，能从弱国手中获取的，就不从强国手里硬夺。从强国手中夺食，无论胜负，战略上已先输了一半。如仅从中日关系上看，日本固然是处处压中国一头。但如从国际大格局中看，美国又处处压日本一头。中国与夏威夷，毫无疑问中国是强国。沙俄帝国与西班牙，毫无疑问沙俄帝国是强国。美日太极推手，数度较量，每次都是美国从弱者手中大赚，日本从强者手里小获。美国数胜而无后遗症，日本却越打敌人越多。
更让日本恨得牙根发痒的是，日俄战争烽烟未熄，美国又突然跳出来搞调停。说是调停，其实是大拉偏架。通过朴茨茅斯调停，老罗斯福名利双收，既限制了日本的发展，又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不过，沙俄帝国又岂是善类？作为一个浸淫大国棋局数百年的老牌帝国，俄国丝毫不感恩美国，反而从中看透了美国的可怕。故而，日俄战争烽烟一熄，两个昨日的敌人忽然惺惺相惜起来。一口气连搞了四次日俄密约，其实是共同孤立美国。日本海军更是从1906年起公然将美国列为头号假想敌，开始制订第一份以美国为对手的太平洋海战计划书。1907年，美国海军也制订出了第一份对日作战计划。1913年，美国海军学院组织最高级别的闭门会议，聚集各舰舰长和最优秀的作战理论家，进行关于日美太平洋海战的大规模兵棋推演。
这就告诉我们，美日冲突绝对不是到了二战才突然形成，而是早在19世纪就已经数度激化。之所以美日之间的太平洋海战要到1941年才爆发，根本原因不在美日达成了谅解，而在于遥远的欧洲发生了巨变。一个咄咄逼人的德国开始崛起，一方面发展大海军挑衅英国海权，一方面介入中南美洲问题，觊觎运河区。正是这来自东方的压力，迫使美国暂缓西进的步伐，而不得不越来越关注欧洲事务，并终于在一战后期向欧洲派出远征军，与英法共同对付险些一统欧陆的德奥。
美国无暇西顾，日本就趁机在远东大肆扩张，先是打着对德作战的幌子，北取山东，南略南洋列岛，接着又以反共防共为名出兵西伯利亚。这显然是美国不愿看到的。故而，欧洲战事一结束，美国立即将主要精力转到远东问题上来。西伯利亚撤军、海军协议、九国公约、华盛顿体系……表面上是以会议协商化解国际矛盾，实则刀刀见血。美国既要限制住日本的进一步扩张，又要逼日本尽量吐出前一阶段的扩张果实。但是，随着欧洲风云的再度变幻，美国的对日策略不免再受影响。这又提醒我们，美德矛盾同样其来有自，而且早就与美日矛盾纠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更大的矛盾。
一言以蔽之，“孤立主义”就是美国版的“均势战略”，同时又是美国针对大英帝国霸权的“搭车战略”。只要美国不挑战英国的核心利益，在西进过程中尽量寻找两国的利益交集，英国乐得放任美国有样学样地在太平洋沿岸搞权力平衡。于是，表面上看，英美两国嘴仗不断，纠纷不少，实则暗中呼应，各取所需。美国靠搭英国车快速发展，英国则靠这个特殊乘客来收拾边远地区的刺头。正是靠了这种奇特的合作，美国一步步地由弱而强，由一洋而两洋，由美洲而亚洲，逐渐成为一个跨太平洋的新兴强国，甚至开始半遮半掩地介入欧洲事务。
五百年来，谁最善于借力？毫无疑问，首推美国。而美国对于大英帝国无论在口头上如何不满，心中却是非常依赖。直到有一天，美国忽然发现，欧洲问题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自己搭了200年的那列快车的引擎出了重大问题！
抉择
自19世纪中叶起，铁路革命引发陆权复兴的风潮，海权的黄金时代去而不返，新时代的强者是坐拥大片陆地且能充分开发的国家。这一点无疑对英国非常不利，而对美国非常有利。假如世界上只有英美两个国家，此时显然就是美国取代英国的最佳时机。可惜，这世界上的国家多的是，在这一轮的地缘变局中，获利丰厚的不仅一个美国，还有德国、俄罗斯、中国。日本虽然是一个岛国，却看透了时代风潮的转移，不断深化其大陆政策，目的就是成为一个海陆双元国家，一旦实现，日本也将成为新时代的超强。
英国车熄火，美国自然无法再搭车。这就意味着之前美国赖以发展、壮大的基本战略环境随之动摇、消失。如果这个时候美国不能取而代之，而是任凭新兴霸主宰制欧亚大陆，结果必然是新霸主立足欧亚大陆，形成排外性帝国，彻底孤立美国。正如布热津斯基指出的那样：“对美国来说，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欧亚大国和欧亚民族主导世界事务达五百年之久，其间它们为了争夺地区主导权而相互争斗并力争成为全球性大国……因此，美国如何‘管理’欧亚大陆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欧亚大陆是全球面积最大的大陆和地缘政治中轴。主宰欧亚大陆的国家将能控制世界最先进和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地区中的两个。看一下地图就会知道，控制了欧亚大陆就几乎自然而然地控制了非洲，并使西半球和大洋洲在地缘政治上成为这个世界中心大陆的周边地带。欧亚大陆拥有世界人口的约75%。它的企业和地下矿藏在全世界物质财富中占有大部份额。欧亚大陆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额的约60%。世界已知能源资源的四分之三左右也在欧亚大陆。”他又说：“欧亚大陆集中了世界上大多数在政治上非常自信和富有活力的国家……所有可能在政治和（或）经济上对美国的首要地位提出挑战的国家，也都是欧亚国家。欧亚国家的力量加在一起远远超过美国。”
布热津斯基写下这些话的时间，是美国独霸天下的后冷战时代，如果退回到二战前，只能说更是如此。很显然，失去欧亚大陆参与权的美国，即便能保住美洲一隅霸权，也不过是一个被孤立于欧亚大陆之外的地区小霸，时刻要仰全球大霸之鼻息而存。一个无形的包围圈，将如紧箍咒，如紧身衣，日日时时束缚住美国。而且，
这个包围圈既非C形，也非E形，更非J形、L形，而是个密不透风的O形。一旦大霸收网，豺狗蜂起，只怕美国是连小霸地位都无法维持，乃至欲求一“光荣孤立”亦不可得。自18世纪的“欧洲病夫”土耳其、19世纪的“东亚病夫”大清王朝之后，又冒出个20世纪的“美洲病夫”美利坚，也未可知！
这个时候，美国就必须做出选择，是辅佐英帝国，还是坐视英帝国崩解，还是积极参与推翻英国霸权，抑或——让英帝国禅让。
辅佐大英帝国的实质是帮助这个霸权续命，从而延长美国的搭车时间。其得在于，可以继续在熟悉的车道上低风险、低成本扩张；其失则在于，治标不治本，美国早晚还是要面对一个没有大英帝国的世界。假如续命的结果是，等大英帝国寿终正寝时，美国能自动接班，取而代之，当然皆大欢喜。如果不能，就不能不三思后行了。
试想，如果英帝国是汉献帝，美国当个曹操，当然是稳赚不赔。但是，大英帝国实在是看不出一点汉献帝的迹象，反而有些中兴的苗头。无论是劳合·乔治、哈利法克斯，还是张伯伦、丘吉尔，都不好对付。反过来，假如美国甘心做姜子牙、诸葛亮，大英帝国也乐于做周武王乃至刘阿斗。可是，如果美国暗藏野心，大英帝国一定是比越王勾践更绝情。此时辅佐就是送死，利用就是反被利用，轻则鸟尽弓藏，重则兔死狗烹。在很多美国人看来，一战就是一个最“惨痛”的教训。美国怀着“拉斐特，我们来了”的报恩心情去给英法帮拳，结果却沦为地主老财的打手，维护一个腐朽不堪、不合时宜的旧世界。故而，一战后美国的“孤立主义”者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新世界“善良单纯”的同胞们，警惕“阴险狡诈”的欧洲人，尤其要警惕那个阴险狡诈的英帝国，倒也不能全部用排外主义、反英情绪阴魂不散来盖棺定论。
至于第二和第三方案，虽有消极、积极的区别，结果却完全一样。实质是不做曹操做袁绍，墙倒众人推，顺势夺天下。但是，美国的地理位置太特殊。它过于远离欧亚大陆，好处在于可以远离战争，隔岸观火。不利则在于，想趁火打劫时就会发现鞭长莫及。真正具备做袁绍条件的国家是苏联：其控制着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一如当年袁本初的控四州之地，居高驭下；与德国、日本、中国的关系又一度都打
得火热，互不侵犯条约棍扫一大片，一如当年袁绍联络刘表牵制袁术、扶植奸雄曹操给公孙瓒捣蛋，还能随时收容枭雄刘备；又和各大强国墙连篱接，与全球最富庶的资源地带一衣带水，一旦中原有变，随时可以渡河而南。到时候，苏联铁骑连云、投鞭断流，美国却望洋兴叹、鞭长莫及，两相对比，美国的庙堂君相、江湖贤达，又如何能再安于隔岸观火！
加之日本、德国卯足了劲要做张角、董卓，或问鼎称雄，急于取而代之，或入室操戈，意在偷梁换柱。当此之时，大英帝国内外交困，虽有张伯伦之圆而神，丘吉尔之方以智，尤不免焦头烂额、捉襟见肘。美国如果再参与推墙，结果只能是加速自我孤立，终至自掘坟墓。到时候，大英帝国活不了，美国也活不长。所以，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既要帮助英国，又要暗中防范英国。此时的美国实在是不进则退，不霸则亡。但是，进，暗礁密布；霸，又关山重重。历史留给美国的可选方案就只剩下了最后一个，也是难度最高的一个——让大英帝国禅让。
其难，恰在于这是成本最低、受益最大的一种霸权转移模式。所以，霸权竞赛的参与者们无不梦寐以求。试想那一帮洋袁绍、洋董卓、洋张角，个个志不在小、各怀绝技，美国牛仔何德何能，可以坐享其成？
不能坐享其成，就要谋而得之。越是难以做到的事情，越能激起竞争者的欲望。君不见，“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当年，美国人看过二孙（孙子、孙膑）兵法的几乎为零，但美国高层却早已自通经络，悟透了其中的道理，悄无声息中炼成了技压群雄的神功，搞起了宰制全球的大战略。
斗智
面对已经进入倒计时的新一轮世界大战，美国政府首先排除的是“彻底中立，绝不参战”的选择，因为这样做无异于战略自杀。其实，即便是美国官方把和平叫得最欢的时期，备战的工作都没有停止。但美国政府又排除了“积极参战，绝不中立”的
选择，因为这样做只能是自己当遭挤的柠檬、先烂的椽子，而让别人去做刺虎的卞庄、得利的渔翁。
于是，“有限中立，待机参战”就成了最佳选择。之所以要“有限”，是为了打擦边球，在不参战的情况下也能左右战局，在强弱转换中不断帮助弱者，以免出现中原一统的局面。“待机”则是争做最后一个加入战团的大国，等待对自己最有利的参战时机，一步步地强化英国对自身的依赖，最终迫使这个昔日的老师依附于学生，接受霸权禅让的事实。
但是，美国高层很快就发现，列强俱乐部中练成“神功”的国家绝非美国一个。除去深陷中国战场的日本、身不由己的法国，希特勒力争对敌人逐个击破，墨索里尼要争当大战的决胜砝码，张伯伦要祸水东引，斯大林要权操在我，个个不同凡响。希特勒、墨索里尼定力不够、理性不足，未能坚持既定方针，相继跳入泥潭。英、苏、美三国则成为最有希望胜出的大国，三国领导人心知肚明，谁能最后一个参战，谁就保持了最大的战略自由，获得了结盟的最大主动；谁能在最关键的时刻将力量投送到最关键的地点，谁就扣住了敌军的命门，握住了最终胜利的枢纽。
于是，三强争当在后之黄雀的连环太极推手，就成了整部二战史，乃至大航海时代以来的世界霸权争夺史中，最隐秘、最高深，也最惊心动魄的大战略级短兵相接、贴身肉搏。
“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当即意识到，这是对九国公约（编注：全称为《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的公然践踏，是对华盛顿体系的釜底抽薪。但是，美国虽惊不乱，没有轻易跳出，因为那样只能让英、苏坐享渔利。故而，美国的态度虽然强硬，但其对日政策的重点却在于借重国联这个集体安全组织，让英国去扛大梁。不要忘了，美国虽然是国联的发起者，最终却成了唯一可以加入却没有加入国联的大国，其中不无保持选择自由以推卸责任的成分。在对日问题上，大英帝国当然不会让美国当枪使，所以英国代表在国联耍尽滑头，左一个原则的谴责，右一句道义的支持，绝不和日本先陷入事实的冲突、实质的对抗。英美一耍滑头，苏联的日子就不好过。前面说了，其优势在于位置独特，雄踞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
但这也是其最大的缺点。城门失火，池鱼总是先遭殃，何况其东西国门外各蹲着一个纵火犯。当此之下，斯大林被迫和反共的蒋介石和解，因为他太需要一个抗日的中国帮他缓解两线作战的压力。但是，苏联同样惊而不乱，无论蒋介石如何呼吁中苏缔结攻守同盟性质的互助条约，斯大林守定底线，坚持只签互不侵犯条约，绝不向中国承担任何直接军事义务。间接地说，也就是决不先于英美动手。
待到“七七事变”后，英美对中日问题的立场如变魔术般出现了互换。张伯伦一改“九一八”时英国的消极立场，向罗斯福连发三次呼吁，大唱高调，希望美国能和英国一起介入中日冲突，维持国际道义。这三次呼吁，如长江三叠浪，一浪高过一浪，每一浪都激起国际舆论的热烈反应，让南京政府的外交官心动不已。可是，美国高层从一开始就看得清楚，张伯伦发出这一呼吁的同时，在欧洲不断绥靖希特勒，在远东经营新加坡要塞，显然是在挖两个大坑，一个给苏联，一个给美国。给苏联的是希特勒东进，给美国的是日本南下。其邀请美国联合干涉，正是推卸责任的第一步，目的在激化日美冲突，英国自己却以新加坡为枢轴，随时可以闭关自守，坐观美日太平洋海战。这与张伯伦在欧洲借重法国，以马其诺防线为铁壁，坐观苏德欧洲陆战如出一辙。斯大林不会入瓮，以罗斯福之老谋深算同样不会就范。当初，大英帝国打马虎眼的一套“原则的谴责”“道义的支持”，转眼成了罗斯福的护身符和口头禅。可怜蒋介石1938年2月给行政院长孔祥熙的指示中竟天真地认为：“现在外交情势：英国老谋深算，说之匪易；俄亦自有国策，求援无效。惟美为重视舆论之民主国家，较易引起侠义之感，且罗斯福总统确有解决远东整个问题之怀抱。”事实上，这三个国家，哪个不是“老谋深算”？哪个不是“自有国策”？侠义之感，何其迂也！
惊变
在此后的数年内，英国一面对德国绥靖，希望能促成德苏冲突，一面又力顶法国抗德，做最坏打算。苏联在亚洲一面支持中国抗日，一面又和日本就外蒙古、“满洲国”问题不断讨价还价，在欧洲一面高呼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一面和德国大搞秘密外交。美国则对欧洲事务高挂不介入的牌子，同时在亚洲事务上一面力顶中国抗日，一面又和日本大做军火交易，赚足实利。
在这波谲云诡、风云莫测之际，不乏或茫然不知所措，或顿足大骂帝国主义狡猾之人。一些窝囊废，更忍不住想通过绝圣弃智、自废武功来实现天下太平。只可惜，聪明人不会变蠢，蠢人却会因此变得更蠢；强国不会变弱，弱国却会更弱。苍天为证，事实昭然，因大英帝国衰落而引发的全球霸主争夺战，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参与者“三十六计”“七十二变”无所不用其极！
所以，唯有智足以自保、力足以却敌，才能避免鲸斗殃虾。越是力不足以却敌的弱者，越要提高智力，擦亮双眼。西班牙、瑞士、土耳其，因中立而使国家出现新格局；卢森堡、荷兰、比利时，因求中立不得而黯然神伤。虽然成败不同，但求中立之初衷是一样的。原因无他，实在是这些国家意识到自己赌本有限，赌局风险太高，赌友水平太强，逃局尚且不暇，焉敢轻言入局！但美、英、苏三强赌本既厚，赌技又高，自不免以天下为刍狗，拉上希特勒当三缺一，聚九州之铁，搓一局国际麻将。
但是，世间万事皆有超出初衷的副作用。三强桌下角力，互出老千，无形中竟成了相互羁绊的僵局。本在场外的意大利、日本耐不住寂寞，顺势狠挖大英帝国的墙角。一个从非洲挖到西班牙，一个从柳条沟挖到卢沟桥。希特勒后来居上，充分利用三强解套前的机遇期，从德奥合并到慕尼黑会议，得寸进尺，连得金矿，更一步步把日本、意大利都组织到自己的掘金团队之中。
窟窿越挖越大，整个牌桌都有倾覆的危险。桌子一倒，先砸到的肯定是英苏的脚。美国离桌最远，不免有些坐看云起云落的自在。而英苏之间，又以苏联被砸脚的风险最高。所以，苏联第一个大喊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甚至不惜与头号殖民帝国和解，目的就是先扶稳牌桌。可是，饶是算路深远如斯大林，做梦也没想到，英法会因为波兰问题而与德国打成一团，让桌子完全朝自己的脚上倒去。
英法因波兰危机而对德摊牌的那一刻，也就意味着英国被迫第一个跳将出来，承担德国的冲力。对英国而言，实在是有其内政舆情上迫不得已的苦衷。本来，既然奥地利、捷克都已牺牲，波兰走廊问题更不是什么大事。如果不让希特勒东进，
苏德就不会对撞，前面的牺牲也都白费了。可是，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后的自食其言，彻底激怒了英国大众，形成了支持波兰的强大舆论声浪。深谙现实主义国际战略的英帝国，到头来竟不能跳出内部舆情的羁绊，被迫将张伯伦的战略半途而废。这是苏美都未料到的一个突发性大事件。苏联立即发挥其地理特性，变劣势为优势，抓住这个百年难逢的良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与德国迅速形成事实上的结盟，共同瓜分了波兰，并戏剧性地改变了第三帝国的扩张方向。而希特勒1940年在西线的传奇般大捷，更是令全球震惊。一时间，大英帝国摇摇欲坠，美国立感鞭长莫及，其地理位置的最大优势竟成最大劣势。只有苏联进退裕如，攻防两便，既可以与德意日联手瓜分大英帝国，也可以等英德决战的关键时刻给希特勒背后一击。无论苏联走哪一条路，都绝非美国的福音。甚至不排除这样一种情况，英德激战的同时，美日也陷入战争，苏联居中待变，伺机左右开弓，或可相继打残德日两国，顺势把大英帝国降级为地区小霸，从而稳稳握住全球霸权的枢纽。
当斯大林热情款待松冈洋右的那一刻，事实上已经是在推日本南下，而日本南下绝不可能只对英国开战。这个时候，美国忽然惊觉，自己面临空前险恶的战争威胁和越来越少的战略选项。随着时间的推移，内部动员的深化，美国手中的好牌确实会越来越多，但很有可能，不等美国出牌，牌局就已经结束了。在一场“跑得快”的游戏中，牌好而多不如精而少。在这魔术般剧变不断的国际形势前，美国不得不进行艰难的战略调整，以谋应对之策。
备战
苏德同盟带给美国的最大风险，就是美国或将面对孤军作战的局面。从预作最坏打算的角度，美国必须以空前未有的力度加快重整军备的步伐。
受出身和家族环境的影响，罗斯福对海军可谓情有独钟。而美国海军也着实了得。虽然一般观点认为，美国海军是一支思想落伍的军队，要遭受珍珠港偷袭后，才痛定思痛，进行转型。可是，近数十年来披露的新史料却说明，美国海军在战法、装备、教育革新上，早已超越了英国海军，与日本海军各有千秋。美国制造业也铆
足了劲要借海军扩充走出萧条。因而，就算没有珍珠港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海军一样会把联合舰队打得一败涂地。
相比之下，美国陆军的境况就糟糕得多。
1939年9月1日凌晨，当德国的百万大军跨过德波边境之际，也就是马歇尔出任美国陆军参谋长之时。这个时候的美国陆军，居然只有17.5万人，“规模还不如保加利亚，还因为步枪供应不足，很多单位只能用木棍进行新兵训练”。（杰克·乌德瑞克，《马歇尔的领导统御经验》）
更糟糕的是，美国不仅武备不足，使用武备的方法也严重落伍。
波兰与法国的沦陷，雄辩地证明了一个事实：骡马编组的步炮兵主义已经江河日下，未来的陆战是内燃机革命驱动下的机械化立体战争。当时的美国陆军，军官团普遍暮气沉沉，本宁堡步校和李文渥斯堡指挥参谋学院的教材和课程安排高度落伍。在整改进度缓慢的情况下，马歇尔当机立断，宣布相关院校停课，另在西部沙漠组建训练中心，破格提拔巴顿等非主流军官，努力摸索机械化陆军的建设道路。（麦克格雷，《击碎方阵》）显然，马歇尔宁肯自己的军官保持白板一样的原始创造力，也不允许他们去接受那些不合时宜的负教育。
而巴顿等人不负所望。当巴顿开始组建装甲兵时，迫切需要一架小型飞机，以尝试新型指挥方法。这正是隆美尔等德国名将先行一步，已经使用的指挥方式。但美国陆军的思维还没有完全跟上改革的步伐，巴顿一时无法获得飞机。于是，巴顿自掏腰包，以私济公，买了1架小飞机参与新军组训。（法拉格，《巴顿传》）
与此同时，美军对德国军事信息的搜集也在不遗余力地进行。1939年，德意日结成钢铁同盟后，中德关系破裂，蒋纬国离开德军，借道仍处于中立地位的美国返华。他虽然在德军中只是一个普通尉官，美国的改革派人士仍如获至宝。对于这个活标本，他们是想方设法地获取乃至榨取各种信息。这种折节下士、近乎狂热的学习精神，是美军的一个重要传统。后人误以为美军的胜利主要靠物质优势，是最大
的错误。
至于那些素餐尸位的无能之士，只能应付和平年代的“伪娘”军人，马歇尔毫不顾惜。仅1941年的夏秋两季，他就罢免了31位上校、117位中校、31位少校、16位上尉。据马歇尔自己估算，他在二战前一共逼走了600名不称职的军官。有媒体嘲讽这个清洗运动，是在“赶走陆军所有的知识分子”，但马歇尔自己坚持认为这是在“消灭动脉硬化”。（托马斯·E.里克斯，《大国与将军》）
陆军自身的改革已经是困难重重，军政关系的张弛，更平添了马歇尔工作的难度。
相对于组建大陆军，罗斯福更倾向于大海军和大空军。在罗斯福看来，只有一支超级海军才能有效对付日本。而新技术的发展，使得超级空中力量，尤其是战略轰炸力量，成为克制强敌的撒手锏。
很显然，这是一种过于夸大单一技术手段的军事童话，当年却颇有市场。加之当时美国并没有独立空军，所以，扩建陆军航空兵不仅不会影响陆军的地位和军费，反而会加强。1938年11月14日下午，罗斯福为了应对慕尼黑事件，在白宫召集高层会议，决定为美国陆军采购1万架作战飞机。其初衷本以为陆军会举双手赞同。要知道，当时美国陆军一共只有160架战斗机和50架轰炸机。可是，马歇尔却并不领情，冷静地对此表示反对，认为军事力量建设有其内在理数，不宜搞孤军深入的大跃进。（托马斯·E.里克斯，《大国与将军》）
此后，围绕陆军扩建问题，马歇尔与罗斯福又数起纠纷。值得美国后人庆幸的是，马歇尔、魏德曼等陆军精英最终说服了罗斯福：大国较量离不开强大陆军。无论美国最终是孤军奋战、保卫本土，还是万里远征、横扫欧亚，都必须大力扩建陆战单位。
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马歇尔这样的骨鲠之臣，魏德曼、巴顿这样的专才猛士，美国才在关键时刻避免了战略资源的错置，为日后的万里远征奠定了坚实基础。
翻盘
磨剑当然重要，但美国最终是孤军奋战还是万里远征，不是军事问题，而是外交问题。
外交环境越来越恶劣，罗斯福却从来没有对外交绝望。1940年1月，罗斯福对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说：“以行动改变世界格局的机会，似乎是千分之一。”虽然只有千分之一的机会，罗斯福仍决定由观众席走上舞台，也给希特勒、斯大林变一次外交魔术。其智其勇，可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
当法荷比卢相继沦陷，丹麦、挪威土崩瓦解之际，以马歇尔为首的军事事务专家们，认定英国时日无多，在美国自身也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军援英国只能是肉包子打狗，间接支援希特勒，还会使美国的军改延宕，实在是得不偿失。
可是，这一次，罗斯福没有从谏如流，更没有折节下士，而是乾纲独断、力排众议，坚决军援英国，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力度援助。
罗斯福对丘吉尔主政下的英国抱有充分信心，更深知，面对气势汹汹的苏德同盟，有英国在，美国只需克服跨越海峡的问题；没有英国，美国就要面对跨越大西洋远征的超级难题了。在外交上，要离间苏德同盟，同样需要一个坚决抵抗的英国，这样才能绷紧苏德关系，争得翻盘的机会，更何况英国从此越来越依赖美国，越来越仰仗美国，这就为霸权的不流血禅让奠定了基础。
更绝的是，尽管有政治上的重大收益，罗斯福也没有把军援搞成慈善。大英帝国的贵金属、海外基地、科技成果，美国是来者不拒，或买、或抵、或交换，援英行动竟成为一个高风险却高收益的生意。罗斯福抓大放小、两面通吃，旁观的马歇尔心惊肉跳、自叹弗如。
正是由于英国的抵抗，再度戏剧性改变了希特勒的打击次序和扩张方向。苏德战争的爆发，极大增强了英美的战略主动权，但仍未彻底解除笼罩世界的红色警报。这个时候，如果苏联被干掉，美英仍只是徘徊在欧亚大陆外围的游魂。只不过全球霸主由苏联变成了更可怕的第三帝国。随着时间的推移，主宰了心脏地带的轴心阵营早晚会清算英国，孤立美国。在这种环境中，即便美国做到了最后一个参战，也无法抵消战略全局的不利。更有可能是还没来得及参战，就已经败了个一塌糊涂。
故而，此时大力度援助苏联，和当初援助英国是异曲同工。可是，马歇尔等军事事务专家又表示反对，认为苏联很有可能看不到1942年的春天，帮苏联就是间接帮德国。陆军部长史汀生甚至对罗斯福说，“他本人、马歇尔和战争计划处一致认为，少则一个月，多则三个月，德国便会打败苏联”。美国与其援苏，不如未雨绸缪地强化大西洋防御。总而言之一句话，要把肉包子留着自己吃，而不是送给狗去打狼。一帮反共反苏的教条主义者也跟着鼓噪不已，大谈让苏德狗咬狗，却没想到，德苏火并，决定的是全球命运，岂容美国再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于是，罗斯福再度乾纲独断，再度力排众议，坚持援助苏联，其力度不逊于援助英国。
事实证明，丘吉尔不是运输大队长，斯大林同样不是。一个月过去了，苏联还在；三个月过去了，苏联依然在！德军固然连战克捷，苏军的抵抗同样越来越强。
但是，如果失去了马歇尔的执行力，罗斯福的战略构想很难落到实处。马歇尔的优点，既在决策前的骨鲠，更在于决策后的任劳任怨、有板有眼。正是马歇尔的努力，满足了罗斯福的援英援苏，同时又将美国自身的军事力量不断提升。到二战结束时，当年那支连步枪都配不齐的军队，“兵力数目达八百三十余万人，后勤体系可延伸至六万英里(注：约9.66万公里)之遥，其军备则包括12.9万架轰炸机、4000艘舰艇、250万辆吉普车、1200万支步枪和2颗原子弹”。（杰克·乌德瑞克，《马歇尔的领导统御经验》）
这一对骡（罗）马，真可谓天作之合：发展军事力量，整军经武，“骡”不如马。但制定国家战略，借力打力，马不如“骡”。骡马结合，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就是给思想装上双腿，给双腿插上翅膀。
更奇绝的是，随着大国冲突的激化，列强间的技术竞争也日趋白热化，武器很快就会过时。就算美国不援助英苏，这些“肉包子”也会很快过了保质期，难以食用。以美国战前投产的M3斯图亚特坦克而论，本来是希望它扮演主力战车的角色，但到诺曼底登陆时，已经连侦察战车都不能胜任。美国边清库存边赚钱，用自己的旧货和别人的鲜血换取美国的安全，用别人的血肉筑自己的长城。罗斯福的对英、对苏援助，虽然事后多被寻常看待，放在当年，却实在是1940、1941年国际棋局中最闪光的“鬼手”。
波折
欧洲棋局翻盘，亚太棋局随之受到冲击。
有一段时间，美国已经准备牺牲中国来安抚日本，以形成美英日海洋性联盟对抗德苏意陆地联盟的格局。可是，苏德战争的爆发消除了这种可能。现在，有英苏两面夹住德国，美国在太平洋的战略主动权立即提升。罗斯福当然还可以继续与日本保持弹性关系，但那也只是为了先放倒希特勒，罗斯福的国务卿赫尔却连这个策略也不准备用。美国对日的态度越来越严厉，外交上不断强化对日包围，力促ABCD（美英中荷）包围圈的合围收网；军事上不断强化夏威夷的海军力量，罗斯福甚至向斯大林承诺，如果日本敢北上，美国立即出动海军直捣日本本土；经济制裁不断加码，日本从海外获得废金属、机床、石油的大门相继关闭。
这一连串组合拳打完，从伦敦到重庆，从合法政府到流亡组织，国际喝彩声不绝于耳。罗斯福不免有些飘飘然，真的开始重拾威尔逊的传统，构想起美国主导下的世界大同来。但是，在险恶的国际棋局中，面子赚足的时候往往就是里子受损的开始。归根结底，国际竞争攸关兴衰存亡，不能有一时之松懈。
丘吉尔、斯大林何许人也？战略金箍棒在手，可大如擎天柱，可小作绣花针，即便是只能插针的缝隙，二人也敢戳出个大窟窿。何况美国此时对日本一逼再逼，
搅动了整个亚太地区的风云，绝非小缝隙的问题。
当时的美国，已经明确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既然如此，欧洲一松，未必接着就要在亚洲一紧。毕竟美国的资源也是有限的，在欧洲第一的大方针下，无论欧洲松紧，亚洲都不宜过紧。否则只能是客观上替英、苏、中当枪使，浪费美国的资源，延误欧洲战场的胜利。
给中国当枪使倒也罢了，毕竟中国参战极早，牺牲最惨，力量又非常有限，早不知给美、英、苏当了多少年的枪使，更不知几度濒临亡国灭种的最后关头，几度陷入孤军苦战的苦撑待变。现在偶然打两下美国枪，道义上完全站得住脚，现实中也不会威胁美国的利益。但是，英、苏两国就不同了。
丘吉尔全力支持、鼓动、祈祷美国对日强硬，自己却口惠而实不至，照样是随时准备放弃马六甲海峡以东的地盘，坐观美日厮杀，更对中国防范多于友好，利用多于支持。斯大林则一副高深莫测的沉默，对远东问题尽量搁置不问，实则心中窃喜。因为美国如能安抚住日本，等欧洲战局结束，回头想怎么收拾日本就能怎么收拾；如能推日本北上，最有利于美国；如美日先开战，则美国必须两线作战，苏联却可以只对一个德国作战，因为苏日之间还有一个所谓的互不侵犯条约。后来，苏联果然坚守对日中立，将德国问题和日本问题分开处理。故而，苏联一面接受美国援助，一面表示自己还没有做好对日作战的准备，甚至还严厉反对美国利用苏联领土运输援华物资，更坚决不向美国提供轰炸日本的航空基地。
可是，在这个微妙的关头，罗斯福、马歇尔都犯了一个错误，过高估计了德国的战斗力，又过低估计了日本的战斗力。因为高估德国，美国生怕苏联撑不住，一门心思替苏联解压，又如何敢再推日本北上？反之，在对日本的战斗力判断上，美国政军两方都过于乐观，认为日本在太平洋上掀不起大浪。顺带说一句，这也是大英帝国军政界的主流看法。所以，他们才会认为新加坡要塞可以把日军挡在马六甲海峡之外。
事实却是，日本从珍珠港打到缅甸，气吞万里如虎，不仅美国损失惨重，英国
也跟着损失惨重。希特勒从中小获，斯大林却趁机大取。
美国在意识到日本的难以对付后，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调整其远东战略。英国已经玩火自焚了一把，更不敢再惹日本。所以，此后英国的远东战略以避战自保为主。美国无法避战，只好寄希望中国能搭把手。无奈中国底子太薄，苏联又拒绝借道援华，英国同样不希望看到一个现代版的中华帝国，中国自强缓慢，等不及的美国终于将希望转向苏联。这样一来，斯大林便重新握住了美苏交涉的主动权。
这一段二战史，表面上是同盟国血战轴心国，其实，在大战略层面，更精彩的却是外交魔术师的力拼“离岸平衡手”。
此后的数年间，苏联用对日作战问题吊足了华盛顿的胃口。而华盛顿继战前过于低估日本军力的错误后，又犯了过于高估日本军力的新错误。日本的玉碎精神和特攻战术，进一步强化了这个错误，让美国越来越急于获得苏联的助力，以节约美国人的鲜血。
今天回头看去，美国人也是人，不是神，在战争迷雾之中，时而低估，时而高估，正是人性的真实表现。后人并不需要为此大呼小叫，而应该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当年的美国必须两害相权取其轻，战争本身包含着巨大的偶然因素，美国就算有了更准确的情报，也未必敢拿德国战胜苏联这个结局来冒一时之险。斯大林作为超级战略高手，吃准了这一点，充分利用美国对日本的误判，努力挽回损失。雅尔塔会议就是这种努力的顶峰。
但顶峰也就是终点。很快，斯大林就发现，美国这个国家，有种惊人的战略纠错能力，以及更加惊人的战略设计、落实能力。国际大势再度急转！
称雄
1942年秋季，苏德在伏尔加河畔尸山血海，美日在瓜岛苦苦相持，大西洋航线
在“狼群”的围攻下几度欲绝，隆美尔在阿拉曼数扣开罗之门，中国战场也陷入前所未有的重压之下。这个时候，如何争得军事胜利，几乎成了每个大战参与者的头号难题。即便作为最后一个参战国，即便拥有强大的生产力，美国军政当局也不得不细数手中的每一粒米，反复修订军事计划，以求克服空间距离的阻碍，克敌制胜。
但就在这个秋天，耶鲁大学的一位荷兰裔美籍教授斯皮克曼，已经开始思考战后的全球形势及美国的对策！
斯皮克曼坚信，轴心阵营的败亡只是时间问题，更深知美国此前经历了过久的“孤立主义”时代，领导全球绝对是个新手。所以，他立足世界大战，又跳出了世界大战，站在巨人的肩头，以前所未有的美国视角，重新审视这个被称为地球的水球。
为他充当基座的巨人有两个，一个是麦金德，一个是菲格莱，都是英国地理学家。
1904年1月25日，麦金德宣称自己发现了世界的地理枢纽。这个枢纽地带位于欧亚大陆的腹地，被北冰洋和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环绕。这是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是一片海上人望而却步的地区。历史上，这里曾经产生过震撼世界的蒙古帝国，在麦金德的时代，则雄踞着虎视全球的沙俄帝国。
麦金德敏锐地把握住铁路带来的地缘剧变，从海上人的视角审视世界。他把欧亚大陆称为世界岛，心脏地带是控制世界岛的枢纽。因而，他的格言是：“谁统治了东欧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便控制了世界。”麦金德将心脏地带大国视为头号威胁。可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事实恰恰是英俄两度联手！很显然，他的理论中存在着漏洞。补上这个漏洞的是他的同胞菲格莱。
菲格莱第一次揭示了破碎地带的重要：从地中海两岸经中亚、印度到中国、日本，再到北美的巨大环带上，聚集了世界上最富庶的资源和最伟大的文明。历史上的战争和冲突，也主要在这个环带上进行。因而，他又将破碎地带称为冲突地带。
大英帝国称霸全球，并非因为其征服了心脏地带，而是因为控制了冲突地带。
斯皮克曼站在这两个巨人的肩头，站在美国的视角，画出了一幅全新的世界地图。在斯皮克曼的眼中，欧亚大陆由两个部分组成：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后者由欧洲海岸地区、阿拉伯-中东沙漠地区、亚洲季风区组成，是决定霸权归属的关键，其实就是菲格莱破碎环带的欧亚大陆部分。欧亚大陆之外是“离岸大陆”，其组成部分是三个相互孤立的广阔空间：撒哈拉沙漠之南的非洲大陆、澳大利亚、美洲。
心脏地带的价值在于，相对于“离岸大陆”，这个地区的国家非常便于参加边缘地带的角逐。蒙古帝国、俄罗斯帝国都属于崛起在心脏地带的大国。心脏地带易守难攻，但同样是这个地理特点，使得心脏地带向外扩张时也困难重重。这种封闭性虽利于生存，却不利于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大帝汲汲于谋求出海口，其实就是征服边缘地带。一旦心脏地带大国征服了边缘地带，就可以确立世界霸权。反之则不能。而边缘地带本身的大国如果征服了心脏地带，孤立了“离岸大陆”，同样可以称雄世界。印度帝国、中华帝国、拿破仑帝国、希特勒帝国、日本帝国都是边缘地带的大国。换言之，从拿破仑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最难对付的国家始终存在于边缘地带之中。
美国作为一个远离欧亚大陆的离岸性大国，很难像心脏地带大国那样直接征服边缘地带，却因此得以远离具体冲突。故而，美国不应拘泥于一时的敌友关系，而要随时判断力量对比的变化，灵活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当前的最大敌人虽然是德意日，但苏联的威胁不容小觑。可是，某一天，随着边缘地带的复兴，尤其是中、印两个人口大国的崛起，美国仍需要心脏地带国家帮助其再度夹击边缘地带霸权。在这里，斯皮克曼几乎已经是在讲后冷战时代的战略东移。
但是，让斯皮克曼忧心忡忡的是，“孤立主义”历史上给美国带来的利益太大，从而狭隘了美国的国际视野。斯皮克曼忍不住高呼：“全球化的战争需要全球化的军事地理，全球化的国际政治也需要全球化的政治地理。”美国要破除陈见，用新视角看世界，当仁不让地握住世界领导权，扮演转动世界的“离岸平衡手”。美国无须过度深入欧亚大陆，但也不能再走“孤立主义”的老路，而是要谋求战略性的前沿据点，
随时介入欧亚大陆事务，灵活对待心脏地带国家和边缘地带国家，以巧妙的外交和坚实的地缘支点来弥补空间的缺陷，撬动全球政治。
1943年，斯皮克曼英年早逝。他一年前的高论，宛如当年王勃意外死亡前在滕王阁的技惊四座，也仿佛就是为了说出这些话，他才来到这个世界。
斯皮克曼意外去世，阴差阳错又恰到好处地挽救了另一位思想巨人的学术生涯。这个人就是国际政治学科的创始人、德裔美籍学者摩根索。与爱因斯坦一样，摩根索也是一位因为躲避纳粹迫害而加入美国国籍的德国犹太人。如果说，爱因斯坦因为物质的原子弹而名扬四海，摩根索则因为替美国制造了智力原子弹而影响至今。
摩根索在1937年移民美国。当时的国际学术界，根本没有学科化的国际政治学，只有大而无当的国际关系学。美国也不例外。而国际关系学最大的问题就是圈画得太大，大到已经无法有效区别江湖骗子和专业医师的程度。要解决这个问题，让国际关系研究能够在大国竞争中学有所用，就必须进行减法研究，找到不能再减的核心，然后立足这个核心，对国际关系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摩根索射出了临门一脚，先是将国际关系研究变成国际政治研究，再进而实现国际政治研究的理论化、学科化。
很多人搞了一辈子理论研究，却从未搞明白何谓理论。其实，理论就像菜刀，一定要在烹饪的过程中才会发现它的用处，如果变成为理论而理论的玄学，一定是百无一用。理论又像地图，没有哪张地图和现实一模一样，但正因为这种抽象性，才可以帮助现实中的人迅速判明方向。反之，如果没有地图，就只能依靠经验和实践。一言以蔽之，理论的作用在于“确定事实并通过推理赋予它们意义”。国际政治理论的价值，就是要为现实中人提供穿越国际关系密林的路标和地图。国际政治学科的创立，则是为这种理论研究和理论运用提供制度化保障。正是因为有了犀利的理论武器，摩根索才能洞察机微，在原子弹革命后大声疾呼：在国际政治领域，普世价值并不存在，危害最大的就是披着普世价值外衣的新民族主义。这种国家向来善于操控国际舆论，在别国组织“第五纵队”，里应外合，或攻城略地，或攻心略民。原子弹削弱、限制了军事帝国主义，却助长了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故而，
未来的大国竞争，更多是以冷战而非热战、间接对抗而非直接冲突的方式展开。
这颗精神原子弹的威力，被历史证明丝毫不弱于物质原子弹。国际政治学破门出教、自立门户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使得美国拥有强大的国际政治理论，可以在信息有限、对抗激烈、形势复杂的情况下，趋利避害，迅速形成胜于敌手的国家政策。其间接结果则是极大地加持了美国的战略研究，帮助战略学加速脱离传统军事学和军事战略的束缚，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纵观古今，战略家或是生出来的，或是打出来的，很少有教出来、学出来的，但美国打破了这个传统。当今全球战略家90%在美国，美国战略家中绝大多数都是教育出来的。这是最值得国人警觉、惊叹、学习的要点！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二战胜负未分的时刻就已经开始破茧成蝶。
今天回头看去，无论是意外早逝的斯皮克曼，还是绝处逢生的摩根索，他们的思想在美国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被李普曼（新闻人，外交策论家）、尼布尔（神学家、现实主义神学创始人）、乔治·凯南（外交官，遏制政策之父）、杜鲁门（总统，冷战的开启者）……乃至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米尔斯海默、卡根、米德、入江昭、希拉里、奥巴马……全面继承，不断实践。江湖庙堂，相激相荡，薪尽火传，霸才代出，一路形成了当下的这个单极世界。
顺带多说一句，基辛格也是德裔犹太移民，布热津斯基是波兰裔移民，卡根是希腊裔移民，入江昭是日裔移民，如果再加上爱因斯坦等移民科学家、安迪·格罗夫等移民企业家，我们就会发现，美国在二战中还赢得了另一场重大胜利：让全球最优秀的头脑百川汇海，为己所用。在这场围绕全球智力资源的竞争中，希特勒的种族清洗政策无疑帮了美国的大忙。但帮忙的是否只有一个希特勒？为什么很少有人选择去苏联、西班牙、巴西……这里显然同样隐藏着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问题。
这就是大国竞争。有隆中三分，有未雨绸缪，有萧规曹随，有借箸代筹。正是有了这种思想的领先和行动的群策群力，美国才能在雅尔塔会议后，迅速进行战略再调整，于短短数月内，形成全新的对苏外交和全球战略部署。杜鲁门才敢主动挑起冷战，让苏联不断陷入被动之中。
从柏林危机到朝鲜战争，从古巴导弹危机到阿富汗战争，表面上看是苏联咄咄逼人，实际上这些都是战术层面的小攻，在大的战略层面，美国早就把苏联的手脚紧紧绑住。一旦美国用攻心战术再搞乱苏联的心脑，冷战就不免戏剧性结束了。柏林墙虽高，却挡不住滚滚前行的战略巨轮。溯本追源，其布局、其设网，可以说是早在二战胜负尚且晦暗不明的1942年，就已经开始着手进行了。
余音
顺着前述历史线索，重新审视美国在二战期间的战略举措，不难发现，美国在举国动员、万里远征的前后，既角力又斗智，与列强相继进行了四轮战略竞争：第一轮是应对英国霸权衰落的竞争，第二轮是争取大战胜利的竞争，第三轮是对战后格局提前进行战略规划的竞争，第四轮是落实战后规划的竞争。
每一轮竞争都是在高水准的敌我友三方之间展开，激烈异常，美国不仅能将现阶段的斗争应对裕如，还能未雨绸缪，做好下一阶段的斗争准备。这种环环相扣、制敌机先的国家战略运作，极其有力地确保了美国的称雄全球。若问美国何以能做到这一点，原因固然很多，但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战略思维之普及，战略人才之众多，决策程序之相对完善。唯其如此，关键时刻，美国的政学军商各界才不仅不会互相掣肘，反而常常互施援手、一呼百应，最终形成强大的战略设计能力、战略执行能力和战略纠错能力。试想，如果美国也像苏联、德国、意大利那样，处处要靠罗斯福一个人的伟大英明正确来力抗群雄，纵有骨鲠如马歇尔者，也难得其用，更难期望各行各业都能卧虎藏龙。又或者，如果美国也像日本那样，制度设计盘根错节，中枢政令不振，军部飞扬跋扈，则就算美国铁甲成行、铁鸟蔽空，最多只是横暴一时。又或者，如果美国也像英、法那样，军事建设与国家相脱节，用昨天的战争方式去支持今天的大国崛起，同样难成大器。
由此可知，美国在二战中的胜利，首先是大战略的胜利。食髓知味，美国学界才会在创设国际政治学后，又创设了学科化、制度化、理论化的战略学。美国政府才会鼓励发展以兰德公司为代表的战略型智库，建立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象征的新
战略决策机制。
为什么一直以来，很多普通美国人的世界地理知识一塌糊涂，美国却能扬国威于五洲列国，玩转世界政治？实则是因为某一小部分站在关键位置上的美国人，太深刻地理解了世界地理和国际政治！须知，大国战略既不是砍人头，也不是数人头，自我杜撰神话、传说，过度简化事实，只能自我欺骗、自缚手脚。如果我们的学者到今天还说不清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的异同，说不清战略与大战略的异同，有政府与无政府的异同，学术与宣传的异同，整日化神奇为腐朽，变有用为无用，我们就很难说中国学术界做好了支持中华复兴的准备，很难期待那些学究腐儒去说清楚中国本位与国际责任的关系，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关系。正所谓志不避难，事不求易，不遇盘根错节，焉别利器。这是我们今日回顾二战列强战略博弈的最大感怀，也应该成为中国学派和中国智库后来居上的新起点！
原载于《世界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