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核试后的朝核危机：中国的朝核政策与走向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朱 锋
2009年5月25日朝鲜在其东北部山区进行的第二次核试验，让自2003年8月第一轮六方会谈开启之后始终萦绕多边外交进程的“难题”得到了解答，那就是朝鲜是否真的愿意通过对话放弃核计划、还是始终在利用多边对话进程拖延弃核承诺；朝鲜究竟真心想放弃核武器、还是根本就没有意图放弃核武器。1目前的答案是平壤并不愿意放弃弃核武器，参加六方会谈不仅是待价而沽、既捞取实利又寻机坐大的机会，更是朝鲜可以借机向各方施加压力、不惜出尔反尔、屡屡使用“危机边缘政策”制造紧张局势、谋求实质性地拥有核武器的重要手段。朝鲜进行的第二次核试验以及随后宣布退出1953年的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等一系列做法，说明平壤在挥舞“核大棒”向国际社会“摊牌”：要么接受朝鲜拥核的事实、在这个前提下重新进行新的谈判，要么彻底停止六方会谈、朝核僵局长期化。2半岛局势的新形势和新动向，已不得不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朝核问题的解决办法。
朝鲜一连串的动作旨在效法“中国模式”
2008年的朝核问题陷入了究竟以什么方式来对朝鲜“核申报”进行核查的困境。布什政府为了争取朝核局势的突破和急于留下“布什遗产”，将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上除名，但并没有获得朝鲜接受美国提所出的核查条件。布什政府留下的朝核问题上的“外交遗产”，一是美朝恢复了直接谈判，由此促成了2007年签署的两份“第一阶段共同行动计划”和“第二阶段共同行动计划”；二是美国愿意在朝鲜弃核的进程中实现美朝关系正常化和半岛和建立平机制，但只有在彻底核查的前提下完成第二阶段共同行动计划、并过渡到更具有实质性的朝鲜弃核第三阶段，才能保证美国的相关行动；三是美朝之间的核进展要优先于日本所提出的人质绑架问题、反对将朝鲜从“支恐”名单去处等盟国的关注。布什政府甚至有意压制了朝鲜向叙利亚进行核扩散的信息、模糊朝鲜不能进行“核扩散”的传统“红线”，谋求和平壤达成实质性的弃核协议。这一系列的政策可以被概括为“希尔路线”（Hill Approach），并被日本批评为“头脑简单”。3
2008年的美国大选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团队并没有对“希尔路线”提出挑战。2009年1月20日之后上台的奥巴马政府坚持了布什政府的主张，提出美国愿意在朝鲜接受美国核查条款的情况下完成“第二阶段”以去功能化与核申报为核心内容的共同行动计划。美国新任朝核特使博思沃斯曾试图在2月上旬访问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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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但新政府刚刚上台，美国国务院、国防部与国安会涉及朝核问题的政策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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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13日, 针对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制裁朝鲜二次核试之后的1784号决议，朝鲜政府回应说将“决不放弃核武器”。参见：“North Korea Vows not to Give up Nuclear Weapons,” AFP, June 13, 2009. 2
Kim Hyun, “N. Korea Forces U.S. to Choose between Dialogue or Collapse of Nuclear Talks: Analysts,” Yonhap New, April 14, 2009. 3
Masahiro Matsumura, “Simple-minded or Farsighted? US? Handling of North Korea,” AJISS-Commentary, No. 36, July 2008. 4
朝鲜在2008年12月31日的新年文告中还重申了弃核意愿，但进入2009年2月之后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立场, 没有接受博思沃斯对平壤的访问是一个重要的预兆。参见：Jon Herskovitz, “North Korea Issues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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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还在组建过程中，再加上通常新政府上台后对重大外交议题需要重新评估的制度，奥巴马政府的朝核政策究竟具有什么样的轮廓并不完全明朗。但可以肯定的是，和布什政府相比，由于更侧重于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以及中东和平等外交议题，朝核问题在美国新政府的外交议程上所占据的位置明显下降，属于“重要”、但并不“迫切”的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朝鲜所采取的一连串行动，从4月5日导弹发射到4月14日宣布退出六方会谈、驱逐宁边核设施核查人员到重新启动核反应堆，到4月25日宣布进行第二次核试验、4月27日宣布退出1953年的朝鲜战争停战协定以及5月25日进行第二次核试，已经远远超越了争取谈判筹码所要做的事，很大程度上是平壤精心设计好的战略性举措，其目的不仅在于测试奥巴马政府的反应，更是旨在通过逐步提升危机层级、显示能力提升的核遏制力等方式谋求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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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现有的六方会谈为中心的朝核问题外交解决机制。围绕着2009年2月朝鲜“光明星2号”卫星试射行动、平壤是否拥有和平的太空开发权利所引发的紧张局势，是平壤算计好了的阶梯式危机反应流程，其目的是刻意制造朝鲜一切行动都是“反应性”的、“迫不得已”的、而不是“主动挑衅性”的假象。
朝鲜之所以这么做，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国内“先军体制”的特殊性、朝鲜政权结构的特殊性以及现阶段朝鲜需要权力接班的特殊性。由于2008年朝鲜领导人金正日患了中风，健康状况急剧下降，权力交接问题迅速地浮上水面。只有通过制造新的危机局势与朝鲜同外部世界的严重对立，才有利于朝鲜当前政治权威的巩固、有利于政权的政治控制以及安排领导人心目中合适的未来领袖人选。人为地加剧与国际社会的对抗，是朝鲜保持国内凝聚力、说服人民继续进行“苦难行军”、继续维系政权“神话”的政治需要。6朝鲜强势地试验新的长程导弹、通过第二次核试验提高核武器能力，也是朝鲜政权突出“先军体制”成就的重要措
7施。第二次核试验并非是金正日对朝鲜军队的“妥协”。由于朝鲜现有体制中“先军政治”、极度的威权统治与拥有核武器以保障“政权安全”（regime security）“三位一体”，顽固地、甚至不惜代价地保持核武器并非单纯的领导人的决定，而是朝鲜现有体制生存和延续的需要。8
另一方面，在六方会谈持续了将近6年、朝鲜已在2005年9月的《共同声明》中承诺并不谋求核武器的情况下，平壤在2009年上半年持续扩大朝核危机，相当程度上是朝鲜领导人对正在进行的权力交接所给予的“东方式的父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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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治和权力继承的需求，是朝鲜近来一再采取强烈对抗措施的关键。
朝鲜政府不可能不估计到二次核试之后强烈的国际谴责以及更为严厉的国际制裁，也不可能不预判到美日韩等国将要做出的强硬反应。即便如此，平壤还是要一鼓作气地把手上所有的“牌”都打完，根本原因还是在于金正日委员长想要给自己的未来接班的儿子金正云留下自己想要留下的丰厚“遗产”。这一遗产
Year Denuclearization Pledge,” AP, December 31, 2008; Matthew Lee and Robert Burns, “ US Dispatches Envoy for N. Korea Talks,” VOA News, February 9, 2009. 5
Zhu Feng, “North Korea and Cornered China,” CSIS Pacific Forum: PacNet Newsletter, No. 41, June 1, 2009. 6
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公开谋求核大国地位、并为此不惜和国际社会对抗是朝鲜抵制改革开放诱惑的重要举措。Stephen Haggard and Marcus Nol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orth Korea: Implications for Denuclearization and Proliferation, East-West Center Working Papers, No. 104, June 2009. 7
“Experts Explain Why N. Korea Wants to Conduct Long-Range Missile Test,” Chosun Ilbo, April 2, 2009. 8
有关朝鲜对外关系中的反美立场与朝鲜国内权力结构之间关系的深入分析, 请参见：Tim Bael, North Korea: Struggle against the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Pluto Press, 2005; Bertil Lintner, Great Leader, Dear Leader: Demystifying North Korea Under The Kim Clan, Boulder: Silkworm Books, 2005. 9
Scott Snyder, “North Korea?s Harsh Verdict,” Global Security Blogger Posts, June 9, 2009; at http://sitrep.globalsecurity.org/articles/090609381-north-koreas-harsh-verdic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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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是2009年4月9日新一届国防委员会的重组，选择张成泽等人形成可以信赖的“托孤重臣”来辅佐幼主；之二是避免将谋求核能力所必须承担的国际风险全部堆积到年幼的领导人。2009年上半年平壤以自己孤单的力量不惜对抗整个国际社会，在相当程度上是朝鲜现有领导人对年轻储君的保护性措施。反正“恶人”都是自己来做，今后幼主即位，就可以相对平缓地来处理各种朝鲜核能力已成事实情况下的外交对话与谈判，而不需要背负已激起全面对抗的沉重包袱。特别是如果金正日能将朝鲜拥有核武器的事实传承给家族的下一代统治者的话，将是朝鲜能赢得安全、避免美国直接军事打击的唯一“法宝”。10这一“法宝”不仅能维持政权安全、并进而能增强谈判筹码，赢得想要赢得的生存与发展的有利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最近几个月以来的半岛核与导弹风波以及有关金正云被指定为接班人的媒体报道如果属实，朝核问题“后金正日时代”的序幕可能即将拉开。
朝鲜这么做的主要目的，还是想通过复制核力量发展中的“中国模式”、幻想以“印度模式”来实现自己核武器国家的事实化与合法化。所谓“中国模式”就是不惜勒紧“裤腰带”也要造出“两弹一星”，即便面对国际局势的孤立和制裁，可以通过“自力更生”来渡过困境。一旦“挺”过来，核大国能够带来的国家威望和国际影响就可以成为朝鲜继续生存的“战略盾牌”和“政治货币”。而“印度模式”则是一开始进行的核试验不被国际认可、甚至遭遇制裁，但只要假以时日，随着国际环境的变迁，就能获得国际社会的默认。“中国模式”与“印度模式”的结合，就是自力更生顶住压力、一意孤行以拖待变。然而，无论是“中国模式”、还是“印度模式”都无法适用于朝鲜。如果朝鲜领导人想从这两个国家的核经历来寻找朝核问题永久化的答案，恐怕是错估时局。且不说“中国模式”的冷战背景，即便是自力更生，中国60-70年代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比朝鲜强大和健全得多。朝鲜国内经济是否能继续支持其核大国地位和由此引起的国际对抗，这一疑问已越来越沉重。11“印度模式”具有复杂的地缘政治原因、印巴之间的相互核威慑的稳定性和印度拥有民主国家这一“缓冲器”。朝鲜的问题是没有一个东亚国家接受朝鲜的核武装，也没有哪个国家会轻易地利用朝鲜的核力量来追求地缘政治利益。
中国的朝鲜政策：调整与再思考
2009年上半年朝鲜一系列强硬的对抗性举措使得朝核局势再度陷入新的危机事态，也给中国的朝核政策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的对应措施一方面是协调与美、日、韩、俄等国的政策，积极配合国际社会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框架下采取行动。例如，针对朝鲜2009年4月5日进行的导弹试验，联合国安理会发表了《主席声明》，谴责了朝鲜的导弹发射行动，中国对该声明的发表采取了积极合作的政策，支持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该《主席声明》谴责和警告朝鲜不应该继采取挑衅行动。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在对朝鲜进行导弹试射的报道中，用了朝鲜“发射飞行器”的名称，拒绝公开承认朝鲜所宣传的那样是进行“光明星2号”卫星发射。事实上，在官方报道中，承认朝鲜是进行卫星发射、而不是导弹试验的，只有俄罗斯一家。中国的朝鲜发射“飞行器”的措辞尽管模糊，但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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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朝鲜谈判代表普吕查认为，布什政府的上台彻底改变了朝鲜对世界秩序的看法，核武器在朝鲜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从此发生了彻底改变。参见：Charles L. Pritchard, Failed Diplomacy: The Tragic Story of How North Korea Got the Bomb,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7. 11
Mike Chinov, Meltdown: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Crisis, New York: W.W. Martin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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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了中国并不认同朝鲜主张的基本立场。
2009年5月25日朝鲜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并在随后宣布推出1953年的《朝鲜半岛停战协定》。中国政府当即发表了“坚决反对”有关国家进行核试验以及恶化东北亚安全局势的声明。这一声明的措辞虽然没有超过2006年10月9日朝鲜进行第一次核试验时、中国方面所发表的指责朝鲜“悍然进行核试验”的声明，但同样表明了在朝鲜一系列挑衅举措之后中国方面深深的焦虑。
中方随后采取的对策和2006年朝鲜第一次核试验之后有很大的不同。2006年10月朝鲜第一次核试验之后，中国政府在11月派遣国务委员唐家璇访问平壤，进行紧急的外交斡旋，希望力促朝鲜和美国进行直接的双边会谈，以缓和核实验之后的半岛紧张局势。2009年5月朝鲜核试验之后，中方并不希望急于进行任何外交游说、或者外交斡旋，而是静观事变，耐心等待朝鲜态度的变化和其政策的随后出台。之所以两次核试验之后中国方面的反应有明显的不同，根本原因还是中方判断朝鲜进行第二次核试验时的国内政治动机要高于简单的“外交勒索”政策。这种基于国内政治考虑而故意制造国际紧张气氛的做法，或者说，金正日当局为了自己国内利益的需要而不惜采取的强硬的对抗措施，中国方面并不认为介入斡旋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所以，中方认为，在朝鲜“火头上”的时候，没有必要出手进行外交干预。从2009年3月到2009年9月，中国和朝鲜之间的高层政治往来基本停止。对于朝鲜屡屡发难的举措，中方并没有进行直接的外交介入或者劝说工作。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中国方面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显然，如果朝鲜继续采取永久性地退出六方会谈、声称大规模提高核遏制力以及提高半岛军事对抗程度的各种挑衅性行为，实质性地危害到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其给中国带来的损害，并不简单在于让中国这个六方会谈主席国丢面子的问题，而是在于朝鲜的继续深化核扩散的举动有可能导致半岛新的军事冲突，并最终让日本出现“走向核武装”的动向，这都将给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带来巨大伤害。在2009年6月12日联合国通过的制裁朝鲜二次核试验的1874号决议问题上，中国既反对采用直接援用联合国宪章第56条在必要时采取武力解决方案的动武授权，但支持对朝鲜采取更加严厉的制裁和防范措施。在方案磋商的过程中，虽然就是否有对朝鲜被怀疑进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船只等进行强制检查的决议草案持保留性看法，但中国政府对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874号决议的总体态度是积极和支持的。联合国1874号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围绕朝鲜第二次核试验问题，建立了新的惩罚朝鲜、严防平壤进行大规模武器扩散、削弱朝鲜资金来源以及打击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制的国际统一战线。
2009年上半年朝鲜一系列新的对抗措施给中国的朝鲜政策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中国国内媒体和公共舆论在有关朝鲜问题上的态度出现了重大转向，谴责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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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朝鲜的声音骤然加大，对朝鲜的同情和理解的看法急剧下降。中国公共媒体、包括有影响力的中国官方媒体中有关要求反思和调整对朝政策、认为朝鲜拥核对抗政策实质性地伤害了中国国家利益、希望北京采取对朝更有“决断力”的观点空前上升。中国国内这场围绕着朝鲜问题的公开讨论，虽然并没有导致中国政府的对朝政策出现实质性的变化，但至少表明，中国的朝鲜政策的国内基础已经发生了明显改变。中国多数民众已经不再倾向于将朝鲜视为是值得中国大力扶持、甚至继续慷慨援助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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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国国内对朝政策讨论的内容，请参见：Bonnie S. Glaser, “In the Wake of the Second DPRK Nuclear Test,” China Security Quarterly, Vol. 5, No. 2 ( 2009), pp. 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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