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制度都过时了，而且，随着贸易商和探险者使得波罗的海和大西洋的海运具有商业价值，欧洲的商业引力中心慢慢地从南方移到了北方（Schmoller，1967；Hinton，1959:12-24； Finkelstein，2000）。反改革势力只是使得意大利半岛的经济开始衰落（Reinert & Daast?l， 1997）。考虑到这种变化环境，人们对如下事实并不感到奇怪：作为对不断扩展的世界的反应，各种科学同时经历了一场革命（Ryan，1981: 519-538；Bouwsma；2000: 67-85）。
的确，我们认为，对于福柯（Foucault）所称的“经济学的认识论”，即经济学开始成为一门科学而言，其必要的前提条件是下列因素的形成：进步的可能性，以及知识和财富永无止境的增加。尽管经济学已经在实践中存在了上千年，但是，只是经历了16世纪末期宇宙论革命所带来的“总体知识热潮”之后，它才系统地展现出来（Kuhn，1957: 1-7）。人们可以认为，这种宇宙无限扩展的新概念（e.g., in Bruno，1584）是重商主义重新解读经济领域的动态前提条件：经济活动突然有能力提升财富的总体水平了。尽管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哲学家们反对使用经济手段（其理由是它们必然会通过收入的两极分化来加剧社会的不平等）（Finkelstein，2000: 89），但重商主义者却认识到，可以通过引导经济来增加所有人的物质福利：文明的治国方略可以使公共产品增加。因此，不涉及到重商主义者的宇宙论环境，就无法正确理解他们的学说：对不断扩展的宇宙的理解，使得人们不再把经济看成是一种零和博弈。宇宙和经济都不再是静态的和不可增长的了。与此同时，对宗教的重新解读，意味着创新不再被称为异端邪说了。1278年，罗杰·培根因为“可疑创新”而在牛津遭到逮捕。1605年前后，当弗朗西斯·培根撰写《论创新》（Essay on Innovation）时，创新成为了人们为改善人类命运而积极追求的事物（Reinert and Daast?l，1997）。零和博弈世界观逐步消失，而知识经济开始诞生。
塞拉时代首要的经济问题是，从美洲大陆流入西班牙的金银，为什么会迅速从日益贫穷的西班牙流出，并最终给其他地方（尤其是威尼斯和荷兰共和国）创造出了史无前例的财富？在塞拉看来，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在于研究真实经济，而不在于研究货币现象。塞拉认为，理解这一谜团的关键是，不同经济部门受不同经济规律的支配：随着生产的扩大，制造业遵循报酬递增规律，而农业却并非如此。塞拉对真实经济（Real?konomie）中决定一国黄金流入和流出的基本原因进行了解释。在塞拉看来，黄金赤字只不过是其他问题的一种表象，它只能从生产领域得到解释。正如熊彼特谈论塞拉的作品时所说的：“本质上，这篇论文是对那些决定商品数量而不是决定货币数量的因素的分析——自然资源，人口素质，工业和贸易的发展以及政府效率等等。分析得出的含义是，如果整体经济过程能够正常运行，那么，货币因素本身不需要关注，而且不需要任何具体的矫正措施。”——龙卡格里亚（Alessandro Roncaglia）对经济思想史的精辟分析，使得这种理论最近得以复活（Schumpeter，1954: p 195; Roncaglia 2001: 52）。
作为文艺复兴后期这种认识转变的一部分，塞拉的理论力求揭示经济增长机制，而且，在这样做的同时，他写出了人们已知的最早系统论述政治经济学的文章。我们只能用前卫来描述塞拉的理论。甚至在今天看来，他的深刻见解在许多方面也都是合理的，同时也被忽视了。
实际上，他的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机制做出解释：在全球化时代，为什么有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富有，而另一些国家则越来越贫穷？塞拉是第一位探索和建立经济扩张规律和原理的经济学家。通过对周围物质环境的观察和分类，塞拉能够从不同经济部门协同效应的角度来阐明国民财富创造的根本原因。换句话讲，他不仅创造出了第一个经济思想史模型，而且还创造出了一种不平衡增长理论，是我们如今所称的国家创新体系的第一位倡导者。
3.塞拉在经济分析史中的地位
塞拉的《简论》尽管无疑是经济思想史方面分析较为深刻的一部作品——尤其是考虑到当时的写作环境，但这本书并没有受到同时代人的欢迎。在会见西班牙住那不勒斯的总督时呈献了他的作品之后，塞拉就受到了嘲笑，并被投进了牢狱，而且，据我们所知，他在牢中度过了余生（Anonymous，1846: 520）。由于那不勒斯王国继续针对金银外流的表象而不是针对其原因采取措施，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那不勒斯与意大利其他地区一样处于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化地位。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塞拉及其作品一直被笼罩在黑暗之中。似乎是一次纯粹的偶然，18世纪中期，在那不勒斯管理美第奇财产的托斯卡纳数学家英泰尔（Bartolomeo Intieri，1678~1757年）重新发现了《简论》。英泰尔最著名的行为是在那不勒斯大学设立了政治经济学主席这一职位——这是德国和瑞典/芬兰之外的第一个此类职位。政治经济学主席这一职位于1754年被授予了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杰诺维西（Antonio Genovesi）[2]，而且就在就职典礼上，英泰尔将人们首次发现的塞拉的一本《简论》作为礼物送给了杰诺维西。后来，杰诺维西将这本书赠给了加利亚尼（Ferdinando Galiani）这位积极反对重农学派人士——他是研究塞拉的第一位作家。加利亚尼将这本书转给了他的学生及经济学同事佩尔米尔瑞（Giuseppe Palmieri，1721~1793年），而后者又将这本书转给了那不勒斯民族主义者索尔菲[Francesco Salfi，他是卡斯特迪（Baron Pietro Custodi）的朋友（Custodi，1803: xxviii）]。为了纪念塞拉，卡斯特迪把这本书作为第一册而列入到了反映19世纪前意大利经济思想的50册选集之中（Custodi，1803: xxviii；Ziersch，1905: 29）。正是1803年的这个版本才使得李斯特和罗雪儿受到了塞拉著作如此重大的影响。因此，被人们发现的这唯一的一册《简论》，就像一盏“引导生活和学习的著名指路明灯”（lampada di vita），被当时最伟大的意大利经济学家们传了下来（Croce，1970: 151）[3]。
最后，塞拉的这本被人们首次发现的书被捐赠给了米兰的安布罗斯图书馆（Biblioteca Ambrosiana），而且，后来似乎又发现了8册原始版本。这本书在意大利出版过几次，但是，除了门罗（Arthur Eli Monroe）在1930年的《早期经济思想》（Monroe，1930）中有几页翻译之外，国外的读者还无法接触到《简论》这本书。然而，在首次出版过去了390年之后，这种情况可能正在发生变化。2002年，巴西的库里提巴市（Curitiba）将塞拉1613年的著作完整地翻译成葡萄牙语之后出版了（Serra，2002）。书的前面登载了一本巴西学生刊物《艺文空间》（Oikos）上的一篇文章（Padula，2002），而且，考虑到其信息的相关性，人们可以期待对塞拉作品感兴趣的人将很快达到一定数量，并使得其英文译本得以出版。
除了翻译问题之外，塞拉作品的整个标题——《关于没有矿产的国家如何获取大量金银的简要论述》——也是他在经济史中得不到认可的一个主要障碍（Perrotta，1988: 12-13）。仅仅从标题来看，该论文就会被人们错误地看成是老一套的重商主义者在迈达斯谬误方面的一个例子，即上面提到过的源于亚当·斯密《国富论》的一个观点：重商主义者把财富和黄金混为一谈。事实上，李斯特曾指责萨伊（Jean Baptiste Say ，1767~1832年）和麦考洛克（McCulloch，1789~1864年）仅凭塞拉作品的题目来对他做出判断（List，1841: 456, 460），而且，20世纪的罗宾斯（Lionel Robbins）也是凭塞拉作品的题目来对其做出判断的（Robbins，1998: 49）。尽管塞拉作品的题目的确反映出一种重金主义倾向，但我们认为，其原因在于他为了更加讨好西班牙总督。
然而，《简论》的确包含了许多信息，因此，该作品也有着类似的和复杂的经历。该作品写作时的殖民地背景，以及塞拉本人命运的不幸，使得他成为了意大利统一之前那不勒斯作家们心目中的爱国主义偶像。必须从这个角度去阅读索尔菲1802年写给塞拉的颂文（该文出现在与塞拉相关的许多学术成果中）。这是一篇很长的、充满感情的颂歌，它歌颂了西班牙压迫下的意大利精神。与塞拉本人的作品一样，本文深刻地反映了其写作的背景。索尔菲的作品对韦里（Pietro Verri）、贝卡里亚（Cesare Beccaria）和意大利复兴运动前的整个经济民族主义运动持有肯定的态度。作为知识界的先驱[他们对统一前夕的意大利精神（italianità）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索尔菲本人于1821年就提议建立意大利联邦（Salfi，1997: 145；Arpaia，2002: 192-214）。他对《简论》的利用显示出了一种民族主义者的方法（他强调了塞拉成就中意大利精神），而且很少有人从分析或历史的角度来研究《简论》。可是，我们要再次指出的是，塞拉的论文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历史也是有意义的。第三世界的殖民地残余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一个最难克服的障碍。塞拉的《简论》是在那不勒斯作为西班牙领地的时候写成的，因此，它面临着相同的障碍，而且指出了一种解决办法。从本质上看，塞拉的解决办法就是李斯特所建议的方法，以及美国和欧洲等国在19世纪成功采用的方法（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发生在英国之后）。
我们必须记住，欧洲殖民政策的核心就是禁止殖民地建立制造业（即报酬递增的活动），而将这些活动只保留给宗主国。因此，塞拉坚持制造业在创造经济福利方面的作用就是对各个时代殖民地政策的一种谴责，其中包括对当今新殖民主义的谴责。与20世纪的经济学家以及卡多索（Cardoso）的依附论和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一样，塞拉的理论也深切地关注国家之间生产发展的不平衡（Kay and Gwynne，2000）。卡斯特迪将塞拉描绘成“纯粹受爱国热情驱使的人”，而且，他特意将《简论》放在选集前面的目的，是为了向“公共利益的热情支持者”提供必要的分析手段，以便赶上英国和法国（Custodi，1803: xi-xvii）。
4.对《简论》的剖析
《简论》是例行公事地写给那不勒斯总督——“著名而卓越”的莱莫斯（Lemos）伯爵卡斯特罗（Pietro Fernandez de Castro，1587~1622年），而且，始终是歌颂天主教教义和天主教权威们的（Serra，1803: 3；Sumberg，1991: 370）。此外，与同时代的经济论著相比，塞拉的作品并非是“简要的”。题目中所说的金银，只能被看成是基本经济机制的结果。因此，题目的措词——《对没有矿产的国家如何获取黄金的简要论述》——似乎反映了一种巧妙的促销方法，而并没有反映《简论》的实际内容。实际上，当他著作的结尾赞扬教皇克莱门特八世（Clement VIII ，1536~1605年）的明智政策时，我们发现塞拉的作品从总体上表达了对西班牙和天主教的崇敬（Serra 1803: 173-176）。因此，出人意料的是，塞拉在作品中包含了主张那不勒斯经济独立的反殖民地观点，以表示对他所反对的东西的崇拜。
利用当时文学上的惯用语句，塞拉在《简论》的开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奇迹发生的原因是什么[4]？他迅速得出结论：它们是严重的无知和非凡的才智。然后，他便致力于国家财政方面的知识传播。塞拉不希望讨论政治，因为，他认为自己不会比古人做得更好。他同样也不希望讨论法律，在这一方面，他依赖的是罗马法。相反，他希望研究治国策略中的第三方面的内容——经济，因为，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人——包括古代人和现代人”在以前提出过“教条的方法”（ (Serra，15-16；Schefold，1994: 14）。塞拉认为，“对事物的把握来自于经验，即使最强有力的推论也是如此。”[5]与德国后来的传统理论一样，塞拉把经济学明确地定义为实验科学（Erfahrungswissenschaft），即以经验而不是以事前假设为基础的科学。同时代的英国人及现代创新概念的提出者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的著作中也存在着相同的推论（Reinert & Daast?l，1997）。与培根的《新大西岛》（New Atlantis）所表达的思想非常相似，塞拉也想象“知识是无止境的”。他抱怨说：“还有人认为他们无法理解的事物都是不可能的，尽管此类事物中许多曾被每个人看成不可能的事（包括古代和现代的一些发现）正被人们讨论着。”（177）。
《简论》本身由三大部分构成。从纯粹的推理角度看，第一部分是最吸引人的。它主要论述了经济总体增长的机制，并在最后对威尼斯和那不勒斯进行了广泛的比较，通过反映各自执行正确和错误政策所造成的结果来证明自己观点的说服力。第二部分花很长的篇幅反驳了其对手桑蒂斯的论点，而第三部分则包含了塞拉针对如何使那不勒斯获得大量金银而提出的建议。考虑到其写作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著作的最后详细列出了一系列突出的特点。但是，人们注意到，按17世纪的标准来看，塞拉的语法结构有些糟糕。然而，我们同意贝利尼（Rodolfo Benini）的观点：他认为这反映出塞拉不太熟悉书面语言。事实上，这本书的语法结构完全来自于拉丁语，而不是来自于意大利语（Benini，1892: 225）。
与20世纪前的许多经济文章不同，从总体上看，塞拉的《简论》具有和平主义者的特点。孟德斯鸠1748年的《论法的精神》（L’Esprit de Lois）同样也对和平贸易进行了歌颂。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