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决为借口，一意断送外蒙给苏俄。4月8日《时事新报》“记者按语”中即指出：“民族自决一语用于蒙古，是绝对不适用的，因为蒙古是中华民国五族共和的主人翁之一，并不是汉族的藩属或奴隶。”当前中国五族人民同样受困于军阀，不能享有主人地位，民族自决论者总是假想蒙族受虐于汉族，“其结论自然完全是狗屁不通了”。随后，中华书局王寿昌撰文批评那些高唱民族自决的人，“简直是亡国奴的头脑”。学者徐剑缘撰写《卖国的罪案》一文，内中不无担忧地指出，亲俄派要想把外蒙卖给苏俄，不敢明目张胆地说出来，所以找到了一个“民族自决”的理由以自护，此风一开，将来亲日派亦可主张满洲民族自决，亲英派亦可主张西藏民族自决。趁着这股批判苏俄的高潮，国家主义派的蓝孕欧不失时机地发表《再斥袒俄者》一文，指责李春蕃受社会主义思想之蛊惑，因以大放厥词，硬将“民族自决”一语置诸外蒙古问题上去。蓝氏强调，俄人强占外蒙古，即为“扰乱中华民族自决的原则”;所谓“民族自决”，本应是“中华民族”自决或中国自决，而蒙古与中华民族本属一族，并非“异族”，何谈“蒙古自决”?他还借用孙中山民族主义演讲之文字，意在说明提倡“民族自决”本应为团结中华民族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
李春蕃随后撰文予以反驳，称“北京军阀的奴才”的“帝国主义者”故意曲解“民族自决”是国家自决，说民族自决就是国家分裂。他进而指出，民族和国家是有分别的。为了论证这一观点，他援引大不列颠帝国与印度民族的例子作为说明：“大不列颠帝国，是由(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加尔特民族等民族构成的;印度民族，也是大不列颠帝国之一。我们主张印度民族自决，决不就是大不列颠帝国自决。可见，民族自决与国家自决，不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了!”正如李春蕃所言，蒙古民族与汉民族绝不是同一民族，民族自决固然亦不等于国家自决，然则此处提到的“印度民族自决”问题中，李氏将英国之于印度关系与中国之于外蒙古关系相对照，却显不确。
至此，关于“民族自决”是否适用于外蒙古的论战，最终演绎出如下三个问题：其一，通常所谓“self-determinationofnations(民族自决)”中之“nation”一词，当作何解?其二，蒙古是否为一民族?其三，蒙古若是一个民族，那么，一个民族是否拥有“绝对的自决权”?
关于第一个问题，所谓“nation”之含义，论战双方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在国家主义派看来，nation对应的是涵盖全体中国国民的“中华民族”，即自决之主体应为中国国家;但是，在亲俄派视之，所谓“nation”，即谓民族，中国国内之汉、满、蒙、回、藏等民族均为其对应之物，亦均有自决之资格。从近现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历程来看，辛亥革命以降，民国中央政府为维持构成国家要素的领土、主权、人民之一统，在统合边疆民族地区的过程中首先使用了“中华民族”之理念[5]，稍后，“中华民族”一词在当时已然成为处理国内民族关系之主流思想。由此可见，“中华民族”概念，实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nation-state)建构之产物，它与美利坚民族、法兰西民族、德意志民族等提法之内在心路历程是一致的，其目标在于从理论意义上淡化个体的族群意识，强化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竭力避免各族民众因族属认同问题而可能导致的政治冲突。 至于第二个问题，蓝孕欧否认具有悠久历史之蒙古为一民族，其初意乃是为了否决蒙古自决之权利，然而却趋于另一极端，映射出国家主义理论上之缺陷。蒙古作为一个独立民族本无疑议。至少在1922年9月，《向导周报》就刊文认为，蒙古在它的经济和文化方面，样样与中国截然不同，它自成为一种民族，是毫不容疑问的事实。此类认识不仅存在于共产主义者之间，即便国民党内部的一些精英分子亦视之为正论。1926年11月，《觉悟》杂志刊载彭十严的文章，内称：“蒙古以历史，宗教，性质，习惯，语言文字无一不与汉族两样，我们断不能说她不是另一民族。”稍后，国家主义派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承认蒙古是一个独立民族。
关于第三个问题，国家主义派指出：“民族纯一”绝非立国的必要条件，因为一个国家通常包含两种以上的民族;民族自决之要义，绝不是教各国中的各种民族分裂互相携贰，其真正意义在于，“凡备有历史和地理上的关系，而同受外力压迫的各民族，应该本国性的要求，同化于同一的政治和文化之下，造成一个带国性的大民族，尽力摆脱外来的羁绊，实行自决，保全固有的主权”。关于这一问题，吴文藻亦撰文予以详细解明，认为“民族自决”之说有违国家统一之原理及民族合作之精神;一民族可造成无数国家，一国家亦可包含数种民族;一民族可以建一国家，却非一民族必建一国家。基于此，国家主义者主张合汉、满、蒙、回、藏五族而成的“大中华民族自决”，而反对外蒙古独立，“因为蒙古民
族是中华民族之一，同样备有历史和地理的关系，决不容野心勃勃的苏俄任意煽惑，蹂躏我边疆”。
不言而喻，因蒙古为一个独立民族，即认为其有自决之权利，此种观点实则值得商榷。事实上，“民族”的内涵确具有层次性。关于这一问题，恩格斯在《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一文中即阐明：nationality与nation不容混淆;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政府管辖好几个不同的民族(nationality);没有一条国家分界线是与民族(nationality)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吻合的。不言而喻，nation(民族)的含义，应是包含着多个nationality。“政治性”的民族(nation)是被构建出来的，处于“民族”的最外缘，实为“自为”;文化、血缘的“民族”(nationality或ethnicgroup)则是天赋生成，可谓“自在”。实际上，从西方国家传入中国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自决”，这里的“民族”之内涵当系政治性的“民族”，即在自然的“民族”基础上基于一定的契约精神“自为地”生成之政治共同体，亦系孙中山所宣称的“中华民族”。而文化、血缘的“民族”，则是指构成“中华民族”的“单元体”，如汉、满、蒙、回、藏等民族单元。在此意义上而言，具有传统与传承的“天赋民族”，断难承担西方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理念下的“政治民族”之功能。
这一时期，关于外蒙古究竟是否具备民族自决之资格问题，稳健派与激进派论争之初揭示出来的分歧，至少反映出双方因主义的不同，对一些关键性问题未能设定一个讨论的基准，往往攻其一点，而不问其余，以至于纷争之中但见其异，而不见其同，万难在辩论中形成妥协。当是时，吴文藻即指出，种族、民族、国家、政邦四者，“向为中西学术界及政论上最易滥用之名词”，此种外国名词必须斟酌具体情形，由译意确定译名。“诚然，因nation”兼有“民族”与“国家”双重含义，迨至“self-determinationofnations”思想传入中国，时人对“民族”与“国家”的混用、滥用、误读屡见不鲜，这难免会使得外蒙古自决问题之争议激烈化;与此相对应，彼时政治界、思想界不同主义、不同意识形态之对抗，反过来进一步导致外蒙古民族自决问题复杂化。
如果说，思想界因主义之不同而可以就外蒙古问题各说各话，展开纸面上的论战，然则对于政治实践中的外蒙古问题而言，终须确立一个既定、明晰的策略，以求政治、外交办法之一律。彼时，据报载，张作霖曾致电孙中山征求对中
俄关于外蒙古问题之交涉意见，孙氏复电称：“其事关国体者，当力争。”此处“国体”，显系国家主权之谓。1924年4月3日至11日，《广州民国日报》连发4篇专论，抨击苏俄及无条件承认苏俄运动，在外间视之，无异为孙中山与广州政府之代言。其中，4月11日刊发的《革命党与蒙古》一文明确提出：“革命党第一个主义，就是民族主义，主张民族主义的革命党，断不肯抛弃蒙古。”作为呼应，5月28日的上海《民国日报》刊载了《孙科之国民党对蒙主张》一文。文内声称：“内外蒙皆属中华民国之领土，蒙古民族，为中华民族之一。孙总理近在高师演讲民族主义，即已明言汉满蒙回藏，合为中华民国之国族。”至此，亲俄派颇受打击，施存统因以发表《蒙古问题争论之结局》一文，表示不愿再战。另一方的蓝孕欧亦见好即收，发表《斥袒俄者之末次》一文，认为至少在世界大同实现之前，中华民族应该保持主权，而不可“以国家殉主义”。彼时，中苏双方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对于外蒙古之地位予以明确，“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显而易见，国内南、北双方执权柄者对于外蒙古问题认识之统一，而不是思想界之论战与妥协，最终成为了影响论战走向的决定性因素。
统合外蒙古：基于革命正义，抑或主权利益?
革命与主权之辩、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争，此二者始终是1920年代外蒙古问题之矛盾主线。彼时，国内思想界关于外蒙古问题的论战中，尽管所奉主义有激进、保守、稳健之别，然则不管基于何种立场，他们均纠缠于一个问题，具体地来说，亦即关于统合外蒙古之立场，究竟该基于世界革命正义，抑或国家主权利益?
最初，1923年《孙文越飞宣言》签订，规定苏军在无意进行帝国主义侵略的条件下可继续留驻外蒙古，中俄复交亦可在此前提下实行，而苏俄方面则须大力援助广州政府，以推倒北京政府。因该宣言与北京政府数年所争相距甚远，遂引起稳健舆论之非议，最激烈之论战则发生于《商报》与上海《民国日报》之间。基于维护广州政府之立场，邵力子声称，没有好的政府，便不能妄谈外交。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