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据吴文藻观察:“近来国家主义之团体,风起云涌,国家主义之鼓吹,甚嚣尘上,在今日之中国,已与三民主义及共产主义,鼎足而峙,且于最近之将来,大有驾乎二者之上之趋势。因此,三民主义者与国家主义者,似已稍起龌龊,三民主义者,以为民族主义,不与帝国主义及军国主义相混,故认民族主义优于国家主义。反之,国家主义者,则以为民族主义,系国家主义译名之误,欲顺言,必正名,故认国家主义优于民族主义”。(吴文藻:《民族与国家》,《留美学生季报》第11卷第3号,1926年)以思想重镇清华大学为例,据时人观察,信仰国家主义乃大势所趋,“觉大多数同学之信仰,俱倾向国家主义”,主张非爱国难以自存。(周传儒:《国家主义之哲学的背景》,《清华周刊》总第361期,1925年11月27日。)
[3]据自由主义学者江绍原所言:“苏俄近来在蒙古的势力,似乎很使不少的中国人眼红。他们所说的赤色帝国主义,正指这一类的事实而言。”(参酌江绍原:《来信》,《晨报副刊》第1294号,1925年10月22日,《晨报副刊》第10分册,第46页。)
[4]对于威尔逊的民族自决主义之倡导,此间有论者对此做了评论:“威尔逊不是大捧民族自决主义吗?说起民族自决主义,一般人就联想到威尔逊,提及威尔逊,一般人就联想到民族自决主义,像形影的一样紧跟着。但不久他们便貌合神离了!??巴黎和会议席上,威尔逊君受英相劳和乔治的影响,不肯帮助爱尔兰人的忙,且拒绝美籍爱尔兰人的代表请求‘目前殊难应允’。在第一次华盛顿重要演讲时,有人问他对爱尔兰问题的意见,他说:这是友邦的重要问题,不便随便置喙。”(详参吴载盛:《非民族自决主义》,《评论之评论》1920年第1卷第1期,第36页。)
[5]就民国初年之情形而言,“五族共和”口号有它自身的局限性,间接造成了中国内部“五族”与其他民族的对立,亦模糊了此间边疆民族之国家认同;“五族共和”的口号具有明显的缺陷,袁世凯本人可能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这从他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往来函件中对“中华民族”一词的使用可见端倪。1912年3月15日《袁世凯致哲布尊丹巴电文》即谓:“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唐在礼、唐在章:
《蒙古风云录》;载于吕一燃编:《北洋政府时期的蒙古地区历史资料》,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4页。)
[6]这从陈布雷的一番话语中可见一斑。他说:“此种论风,几于弥漫全国,试披京沪报纸,满纸皆是叹词。”(参酌畏垒:《外交与内政》,《商报》,1923年3月18日第1张第2版。)
[7]竟成:《怪哉所谓蒙族自决者》,《先导月刊》1928年第1卷第3号,第4~5页。关于这一问题,早在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不久,苏俄与外蒙古代表就曾以孙氏所倡“民族自决主义”为说辞,要求国民党中央与南方政府承认蒙古政权。当时,国民党元老邹鲁强硬地回应称:“总理确有民族自决主义,不过跟着有一句话,民族自决是造成中华民族。总理民族主义的意义,固然不是大家来分割中华民国;更不是民族自决之后,把中华民国的土地,并入他国的版图。”(邹鲁:《回顾录》,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第137页。)
[8]彼时,八路军政治部编写的《抗日战士政治课本》对“中华民族”概念作如下表述:“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组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包括汉、满、回、藏、苗、瑶、番、黎、夷等几十个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劳,最爱和平的民族。”(《抗日战士政治课本》,载于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