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天人合一与物我二分

——中西思维方式比较 前言：

人类任何自觉的行为，都是以认知为基础的。

一种文化如何对待物质世界，如何把握精神现象，如何理解各种千差万别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这决定了人在宇宙自然、人类社会中的位置，决定了人的作为范围，决定了人的生命意义，也决定了文化的主导价值。

而思维模式正是这样一种在最深刻最普遍的意义上影响着文化的面貌与发展的价值形态。

因此，本章将从宇宙观和思维方法，以及两种文化在认知实践中所产生的思维价值追求等几个方面，比较分析中西哲学思维的异同，以求准确、深入地理解中西文化的认识基础。

一、从宇宙观到认识论

原始人类的思维方式有许多共同之处，如人与自然同出一宗，人与自然的普遍联系和天人一体的宇宙观念。

表现在文化中，几乎所有原始文化都有自然神灵崇拜和图腾崇拜现象。 人类愈是走向文明，也就愈是脱离自然，直至最后从自然界中彻底分离出来，成为独尊者，成为万物的主宰。

但在人与自然分离的文明进程中，即在人的自觉意识、自我意识确立的过程中，中西方哲学思维走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

中国哲学坚持有机联系的整一宇宙观，努力将人投入到自然中，以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合一为认识的基本前提。

而西方哲学则专注于对事物作本质区别，细心地分解万事万物，她欢欣于人的独立，给他以地位和荣耀，以独立主体的确立作为认识的基本前提。

（一）“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

中国哲学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天与人、或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的关系问题。

1、作为宇宙观照的自然观

“天”是万物的本源，人是天工造化之物。所谓“天人合一”是指人与天道本质的生养、赞化、共运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整一、协调、有机的联系。主张人生天地之间，禀受自然灵气而生，依赖自然滋养而长，不能须臾离开自然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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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为社会观照的社会观

“天”是人格化的、有德性的实体，它是一切社会法则和价值的来源。 所谓“天人合一”是指天道法则与社会法则、天道模式与社会模式的一体性。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 ——董仲舒 3、作为对神秘力量探测的宗教观

“天”是人事不能及，无能为力之事的终极原因，是“天命”、“命数”、“命运”。所谓“天人合一”是说，天主宰着人事的成败，而人只能以至诚来求得神助，天人是共运的关系。

总之，在古代中国，“天人合一”成为中国哲学最基本、最重要的命题，它构造了一个阴阳、天人、形神、理物、道器、内外等重大范畴统一的宇宙。

（二）二元对立的认识前提

与所有其他文明一样，西方文化中也出现过早期人类与自然混沌一体的通灵认识。

但在它逐步进入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对自然的认识与驾驭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便由简单地适应、依赖变为积极地利用、改造的进攻性关系。，从而创立了人与自然分离的哲学认识，即由原始混沌、物我相通的朦胧联系走向物我分离、主客对立的二元世界。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文化一开始就表现出控制与征服自然的强烈欲望。 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是整个西方文化突出的特征。 “欧洲人从来不委身于自然”——卡洛.斯密特

从荷马史诗《奥德赛》以1.2万余行的诗句叙述希腊英雄十年海上历险的故事到海明威《老人与海》面对自然虽败犹勇的抗争精神，这是西方人典型的光荣的征服史。

征服自然必以认识自然为基础。于是，科学理论、实用技术即使在神学盛行时期也作为认识上帝、征服自然的有力武器备受西方文化重视。 二元对立的思想，还体现在对社会关系的认识上。

西方文化的观念是：个人是自由独立的，有鲜明个性特征的，而群体则注重共同目标。

社会契约论者则以自主平等的契约关系来，表明社会是个人契约的结果，是个人自主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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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应该承认的是，个人与社会的约定，有时在相当程度上是在不自主状态中完成的，加之社会的运行往往是代表公众利益的政府来实现的，社会化的经济活动也是通过经济组织关系来实现的。但这些社会机构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其所代表的公众利益往往被歪曲，以致于为每个个人而存在的群体组织有可能从手段变成目的，而个人则从目的变为手段了。

西方文化不仅关注社会群体存在本身和社会运行过程中的社会与个人的对立，也承认每个个体之间存在利益的冲突，因此为努力保护社会中每个人的权利实现而创造平等的机会。

二、直觉思维与逻辑推理

中西方民族在前述认识前提下产生出不同的思维路径与方式。

中国哲学思维偏好运用直觉体验的方式去获取和传达涵盖力极强、极灵活、为认识主体留有极大领悟空间的认识成果。

西方式的哲学思维则希望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去获得和传递精确、可靠、稳定的知识，因而它注重规则的缜密，力求避免认识主体理解和阐释对象时的任意性，重视认识的客观性与同一性。

（一）主观联系的直觉思维

直觉思维是一种很独特的思维方式，它以个体经验与智慧直接切入事物本质。 直觉思维因为强烈的主观色彩而带有模糊性，让人难以把握。

直觉思维的个体主观性是不确定的，认识本身也就有极大地随意性、灵活性。也由于认知者个人的经验、智力因素、认知路径的不同，因此，每个人的智慧都可以自由生长。

（二）细剖精析的逻辑分析

西方科学文化极发达，靠了两条重要的认知方法：一是可以理解的逻辑；一是可以控制的实验。

逻辑不仅有极强的推理认知的作用，而且逻辑作为思维规律还可以被人们共同掌握，成为思维外在化的工具，从而使思维这种主观性的活动能够被传达、被理解、被记录、被检验。

由此，它把一切的经验和技能都转化成可以交流和传承的知识。

三、实践理性与思辨理性

中西方在科学理论、技术手段、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在近代以前是很显著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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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差异来源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思维方式。

中国哲学的目标在于回答“怎么样”，它关心的是物的功用。 西方哲学则致力于回答“是什么”，它的兴趣在于物的本质真实。 由此形成了中西哲学在功用效能上、目标追求上的差异。

(一)直观实用的思维原则

中国思想家受一个基本目标即“广大高明而不离乎日用”的驱动，践行着直观实用的理性原则。使人的思维从根本上难以超越人际的经验的界限而进入抽象思辨的领域，更无法企及一个超验的世界。

这种实用理性的传统，主张“不狂暴，不玄想，贵领悟，轻逻辑，重经验，好历史，以服务于现实生活，保持现有的有机系统的和谐稳定为目标，珍视人际，讲求关系，反对冒险，轻视创新”

中国传统文化实践理性的内容，其价值形式表现为“正德、利用、厚生” 正德：是让人知道做人的道理，教人怎样做人。

而利用、厚生：是人生物质利用的问题即开物成务、与生存相关的问题。 这一实践理性主张：如果不知道怎么做人，那么作为物质存在的人不过“类禽兽也！”

实用技术的开发创造一直被中国文化所关注，这是实践理性、实用目标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对于在开物成务上有成就的历史人物，人们向来敬以为神。

实践原则使中国文化具有急功近利的理论近视和极强的世俗功利心态。对事物不探求“是什么”，只求满足对自己有用程度的掌握，那么对物的功用的开发势必受限。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不尚理论，忽视纯粹方法，还反对无实用意义的发明，或没有立竿见影效果的技术。

这种所谓的实践理性，阻碍了思辨理性的拓展，理论体系的建立，从而影响了实用技术的深入发展和广泛应用。

（二）纯粹思辨的抽象理性

西方哲学沉迷于追求物质的本质。

本质是潜在的，非直观所能把握的，因此运用抽象符号，建立公理公式，寻找纯粹方法的思辨性，在西方成为其文化思维的特点。

思辨理性既有超越实际、脱离急功近利目标而趋于纯粹方法、纯粹认识的指向。 思辨理性刻意于为认识而认识，因而注重方法的寻找，系统理论的建立。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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