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满了劝戒缠足的通告，在广州“放足者十有八、九”，〔4〕“闽粤缙绅之家，妇女不缠足者十已七、八”，〔5〕，山东的潍县“放足者不下千人”。不缠足是对夫权的否定，是妇女觉醒的表现，是她们谋求自身解放所迈出的第一步。
“兴女学”是维新派另一项有重要意义的措施。近代东渐的资本主义势力和西方科学文化，猛烈冲击了中国封建的经济和意识形态结构，一批刚刚“睁眼看世界”的士大夫们开始摆脱自我中心的文化意识，把中国同西方、印度、日本等多元化了的文明进行横向比较后认为，中国之“积困”、“错愚”的缘由是民众科学知识缺乏，与“女子无学”的社会状况有直接联系。因此，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呼吁清廷，“通饬各省，广立私塾，使女子皆入私塾读书”，则中国“利兴弊区，强盛有期”〔6〕这种进步言论为近代妇女科学文化教育的兴起作了舆论准备。在民族灾难深重、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康、梁等维新志士根据西方天赋人权、男女平等的思想将中国妇女同西方妇女进行比较，认为中国女性的才智不亚于西方女子，只是由于千百年来封建统治者对待她们“宁惟不业不教而已，且又戕其支体，堵其耳目，黜其聪慧，绝其学业”，以致“闺阃以外，礼乐刑政，食货兵农诸事罕得闻焉”。〔8〕1898年6月，维新派人士经元善在上海创建了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上海桂墅里女学校，亦称“经正女学”，后定名为“中国女学堂”。该校在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法、学校管理等方面都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教育的色彩，是近代中国女学的开端。整个二十世纪初期，创办女子学堂，加强女子科技教育被作为救亡图存的基础，引起了全社会的极大关注，连清政府也不得不把它纳入教育计划。此后，女子学堂和女子师范学堂在各地纷纷设立，除教会女学外，1960年全国有女学生306名，1907年为1853名，1908年为2679名，1909年为12164名。学校类型由小学、初等师范发展到中学、职业学校和高等师范；办学形式由官立、私立发展到公立、官立和私立并存；开课课程有以“相夫教子”为主的传统女工、闺训、礼教扩展到以师范教习为主的教育、音乐、图画，及以掌握技艺为主的算学、地理、格致等近代科学知识内容。〔9〕“女子无
学”的传统教育格局已被彻底打破。
但是，这些行动都是由男性领导的，而女权思想只要为妇女所掌握，成为妇女自己的思想武器时，才会体现出它的价值。辛亥前十年间，妇女界掀起一个传播女权思想的热潮，在女权思想史上占有显著位置，他们通过自办女报，组织妇女团体等活动来鼓吹女权。据统计，1898至1919年，妇女所办的报刊，全国约有40种，大多集中于上海、北京和长江中下游一带，以及日本的东京。此外，她们还积极与男性一起进行办报刊、兴女学、戒缠足等活动，其声势浩大，最终使女权思想的鼓动达到民国初期以前的最高峰。同时，伴随着女子出国留学热潮的兴起，一批巾帼女杰脱颖而出，她们开始筹办报章杂志，著书立说，据统计，从1902到1912的十年间，全国各地陆续创办的各种妇女报刊共约43种。〔10〕同时，妇女们还广结团体，1903年在拒俄运动的呼声中，中国最早的妇女团体——共爱会宣告成立，接着，在全国各地，不同形式和内容的女子团体纷纷出现。
辛亥革命推翻了禁锢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激起了中国近代妇女参政运动的发生，“欲弭社会革命之惨剧，必先求社会之平等；欲求社会之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权；欲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与女子以参政权不可。”〔11〕1911年11月，由留日女学生同盟会员林宗素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的“女子参政同志会”，是中国最早的妇女参政团体，其宗旨是“普及女子之政治学识，养成女子之政治能力，期得国民完全参政权”，〔12〕并开办了参政研究所和上海女子政法讲习所，以培养妇女的参政能力。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虽然近代中国掀起了妇女运动的热潮，但就当时整个妇女界的实际情况而言，占妇女绝大多数的农村妇女，由于闭塞的环境和自身文化素质的低下，她们依然苦苦挣扎在“四条绳索”的捆绑之下，对变化了的外部世界茫然不觉，变革之风即使在个别地方稍有波及，也是“倡之者一，笑之者百”，个别农妇即使参加了一些抢米风潮或抗捐抗税的斗争，也多是盲目而自发的，事实上，男耕女织、养儿育女的小农经济依然是她们基本的生活方式，就刚刚加入产业队伍的女
工来说，不仅人数少，而且她们走向社会的直接动因也主要是由于生计所迫，虽然沿海地区的丝厂和纱厂的女工也进行了一些罢工斗争，但斗争的目标都是为了增加工资的经济斗争，至于自身的解放，她们无暇顾及，也无力顾及。因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中国近代的妇女运动首先是由男性发起，然后被一批接受过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洗礼的进步女性继承并传播，也正是这部分知识女性在整个妇女运动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也正是由于近代知识女性这样一个特殊群体的存在和参加，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才能一改由男性倡导、领导的被动性，使妇女解放运动进入到自觉自救阶段，并从家庭拓展到社会，且更具有楷模、榜样作用。
从妇女运动的结果上来看，西方近代妇女运动在最初争取参与社会劳动的斗争后，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济独立，随之又取得了妇女普选运动的胜利，可以说是成果显著，但尽管如此，她们仍远未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性别平等，妇女整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没有质的改变，“三多一少”现象仍很严重，即贫困者多、文盲者多、失业者多、劳动报酬少。〔14〕妇女参政的渠道由于许多复杂原因还不通畅，政治体制和政治传统中大男子主义倾向严重，以及带有性别歧视的机制和社会态度，造成了妇女缺乏公平竞争的机会。究其根本原因，还是作为其母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
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在戊戌维新时期围绕“禁缠足”和“兴女学”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并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达到了高潮。到1912年8月11日，袁世凯公布参政两院选举法时，规定“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子”始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然剥夺了女子的正当权利，致使女子参政运动的热浪烟消云散，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伴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而转入低潮。但这场运动无论是对中国的革命运动，还是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思想的解放，都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三，中国近代妇女运动不同于西方而独具的特点，这又可以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始终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斗争紧密相连；非女性化特征突出；从批判封建家庭伦理的角度探讨妇女解放。
中国妇女运动发端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晚清时期，是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戊戌时期的维新派妇女首次提出“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焉”〔15〕的口号，此后，这一口号一直是对妇女进行思想启蒙的最有力武器，先进女性无不把国家兴亡视为妇女解放的基本前提。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禁缠足”、“兴女学”也是为了强国保种、挽救民族与危亡中，而这两项重要措施不仅揭开了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序幕，而且还直接影响到二十世纪初兴起的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甚至影响着中国妇女运动的全部历程，这就使中国近代的妇女运动呈现出了强烈的社会革命色彩。当国内反帝反封建斗争日益高涨时，妇女运动也随之高涨，而当辛亥革命失败后，妇女运动也随之陷入沉寂，显然这是近代中国具体国情的产物，但同时也反映了中国近代妇女运动时刻与爱国救亡运动紧密相连，妇女运动的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相比之下，西方妇女运动仅仅局限于妇女自身。
妇女运动的主体是妇女，而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却呈现出鲜明的非女性化倾向。一方面，男性思想家和革命家是近代中国妇女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戊戌时期最早的“不缠足会”就是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创办的，女学堂也主要是由男子筹办、管理，辛亥革命前后翻译、出版的一系列关于妇女问题的专著也大都是由男性思想家、革命家进行的；另一方面，走向社会的先进妇女们仍然以获得男性那样的权利地位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中国的妇女是在男性思想家的启蒙下走上政治舞台的，她们认同了男性思想家的观点，一开始就把斗争的矛头顺理成章地对准了旧的社会制度，并且还把在父权制下一直处于优势地位的男子当作理想的化身。她们希望挣脱封建的枷锁，做一个像男子那样生活的人，这就使近代的妇女运动从一开始就显露出了男性特色，也因此而产生了所谓的“拟男主义时期”，〔16〕即一些妇女领袖在宣传妇女解放思想时，扮演的其实是一种模拟男性的角色。她们近乎盲目地模仿男子的动作、行为，甚至是有悖于道德，以发泄对不平等现象的强烈不满。因此，有人形容道：“她们从服装到行动到谈吐，没有一件不是效法男性。服装简朴的地方，行动矫捷的地方，谈吐豪放的地方，固然十分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