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续以往的学术传统，即将产业结构问题放在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中两大部类关系的框架下讨论，集中于对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问题的讨论。1979年6月，欧阳胜在《经济研究》上撰文，指出两大部类平衡发展的规律是社会再生产的普遍规律，列宁关于在技术进步条件下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比消费资料生产增长的速度要快，并没有改变马克思再生产的基本原理，保持两大部类平衡发展，是经济计划工业的首要任务。[18]1979年12月，冯宝兴等人在《红旗》上撰文讨论我国产业结构问题，标题就是《记取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历史教训》，认为我国的重工业是自我服务型的重工业，不能为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服务。[19]此后经济理论界对两大部类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许多讨论。这次讨论与60年代初期的讨论有很大不同，前一次讨论中，绝大多数学者是在肯定“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这个规律的前提下，讨论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而在这次讨论中，学者们已经开始争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不是一个客观规律以及马克思是否提出过这个规律的问题。有不少观点否认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是客观规律，认为这个规律是建立在一些不够科学的假设和计算方法上的，因此其结论也不科学、不可靠。[20]也有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坚持认为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是客观规律。[21]有些学者提出这个规律并不是马克思提出的，而是列宁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中首先提出的，[22]另外一些学者不同意这个观点，认为马克思明确提出过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问题。[23]这个时期的讨论还涉及到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评价，有些观点认为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不是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因此社会主义工业化应该从轻工业开始，[24]也有观点认为虽然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是规律，但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工业化一定要从优先发展重工业开始，因为“开始”和“优先”不是同一概念，还有学者强调工业化从重工业开始还是轻工业开始，要由当时生产力的状况和水平来决定。[25]

2·对中国现实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

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学界进行了一项颇具规模、很有影响的产业结构研究，1979年，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经济结构调查研究工作，组织了400余名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和200余名从事理论工作的

同志，按部门组织成调查组，同时集中100余人组成经济结构综合调研直属队，分别到十几个省市，对若干重大结构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调查工作持续了十个月。在这次调研的基础上，有40余名国内著名学者分别就个自调研的专题撰写了分析报告，由马洪和孙尚清作为主编结集出版，对当时及其后较长时间的经济结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26]这本书的鲜明特点是对中国经济结构的现状、历史演革进行实证研究，对存在的问题、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政策建议都进行了讨论。这本书中有关产业结构的部分，主要涉及农轻重结构、各主要部门内部结构，就业结构、企业规模结构等问题。这部著作及此后几年我国对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虽然继续使用“两大部类”或“农、轻、重”的分析框架，但重点转向了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批判性分析，纯理论的讨论较少。以这本专著为代表的80年代初中期对我国现实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27]

第一、着重总结解放后前30年的经验教训。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产业结构明显不合理，成为经济持续发展和提高经济效益的主要障碍之一。这个时期有关产业结构的研究，大都对结构不合理的表现、成因和影响进行反思和总结。许多研究者指出，不合理结构的表现主要有农轻重比例失调、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比例失调、运输和流通业与生产发发展不相适应、小企业盲目发展和“大而全”、“小而全”的企业组织结构等等。不合理结构形成的原因有片面追求重工业优先发展、过分追求高速度、“条块”体制的多次变化等等。结构不合理的后果包括阻碍社会再生产的进行、导致经济效果下降和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第二、强调不能片面理解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这部书中的多篇研究报告都以马克思、列宁的有关论述作为理论依据和分析工具，特别是关于两大部类关系的论述。这些学者认为，我国经济结构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两大部类关系不协调，认为处理好两大部类的关系是顺利实现社会再生产的首要条件。我国以往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是片面理解了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马克思提出的扩大再生产的公式并不认为生产资料必然优先增长，列宁把技术进步引起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情况引入马克思的公式，才得出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结论。而根据列宁的观点，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也是有条件的，扩大再生产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求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过去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看成是无条件的，因此认为重工业的优

先发展是无条件的，这样理解显然是不妥当的。3·对企业组织结构的研究

这个时期关于产业组织问题的研究是颇具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特色的领域。由于苏联的生产结构是高度集中的，大企业占绝对的垄断地位，因此关于规模经济、组建托位斯等问题，是苏联等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较多研究的问题，而诸如中小企业的发展、大、中、小企业的结构等问题，苏联经济学界关注较少，然而，这些问题在我国经济建设中比较突出。这个时期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的规模与大、中、小企业结构方面。在马洪、孙尚清主编的这部书中，陈胜昌和李悦比较全面的分析了我国当时的企业规模结构，他们认为我国在企业规模和结构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大企业劳动生产率低和经济效果差、中小企业的发展不适应当地的资源条件、各种规模企业的专业化分工水平较低、搞“大而全”、“小而全”，等等。稍后时期的学者在研究企业规模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时，比较重视规模经济问题，认为研究企业组织结构要以规模经济理论为指导，强调大企业、经济联合、专业化分工等问题对优化企业规模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重要性。[28]

4·引入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

在这个时期，我国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国外经济学教科书、专著或文选，其中与产业结构研究有关的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组织翻译出版的《外国经济结构文集》和1981年组织翻译出版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以及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编写的、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0年翻译出版的《世界各国工业化概况和趋向》。由于当时仍然认为西方经济理论是“庸俗”的和为资产阶段服务的，因此这些译著基本上是资料性的，并不能代表产业结构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文献和最前尚的成果，主要介绍国外结构现状，涉及到一些理论观点。即使如此，但对于封闭已久、只熟悉苏联研究范式的中国经济学界来说，却真实感受到了结构问题研究在框架和方法上的多样性。使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的眼界得到开拓。从8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有一些学者尝试将一些新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引入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中，主要是对西方产业经济学中某些方法、观点的介绍和引用，例如对服务业概念和新的产业分类方法的引入，虽然这些介绍和引用

比较浮浅零散，没有成体系，但对于封闭、禁固了30年的中国经济学界来说，具有解放思想、引入新范式、新方法的重要意义。

5·产业结构分类方法的变化

这个时期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比较重要的突破，是在借鉴西方产业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引入新的产业结构分类。我国以往的产业结构研究长期使用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分类法和农、轻、重分类法，80年代初期，我国学术界开始讨论采用新分类方法的问题。较早讨论这个问题的学者认为，除两大部类之外，还应该加上服务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服务业较快发展是规律，不能认为服务业部门不创造价值，两大部类分类法将服务业部门排除在生产部门之外、排除在产业结构研究之外、排除在国民收入范畴之外是不合适的，西方三次产业分类法可以为我国所用，这样也便于国际交流和进行国际比较研究。[29]另一些学者认为，第三产业的概念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概念，以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效用理论作为基础，不能在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中采用。[30]或是认为三次产业的划分没有严格的科学标准，各国分类的口径并不一致，把两大部类同“第三产业”加在一起，是风马牛不相及。[31]总之，关于服务业是否创造价值、是否应计入国民生产总值的讨论，在80年代初期是产业经济研究中集中讨论的重点问题，不同观点争论激烈。[32]

总体上看，在这个时期，我国产业结构研究重点从理论演绎转向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实证分析，特别注重对我国产业结构中存在问题的反思和批判。研究框架仍以传统理论和方法为主，即仍然在农轻重比例关系、两大部类比例关系和产业发展优先顺序这些框架内进行讨论。但经济理论界也深切感到，随着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继续主要使用传统方法研究产业结构问题，其客观性和解释力都受到限制，不能全面表达一个国家产业结构状况和发展趋势，因而开始对传统理论和方法的缺陷进行反思。与此同时，西方产业经济学中的一些观点和思路开始被我国学者所关注和引用。四·80年代中后期的研究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