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建设与政治背景

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时期。在这次增长中，我国的产业结构状况经历了一次全面变化，出现了若干意义深远的新特征，显示出我国产业结构状况及变化动因进入一个新时期。这次变化的主要内容是：到90年代中期，我国各个产业基本上全面结束了“短缺”状况，需求约束从农产品、工业消费品扩展至投资品行业和基础产业乃至部分基础设施。以往多年，无论理论界怎样讨论，政府对产业结构的政策实际上是“短线”指向，即哪些产业供应最紧张，就成为当时重点发展的产业。然而，90年代以来产业结构的上述变化，特别是“短线”产业的消失，使政府决策层对产业结构问题的看法以及产业结构政策的指向不够明确和集中，而且不断变化。表现为进入90年代以来，在政府的重要经济文献中，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不断扩展，已经形成了一组多方向的结构目标。分开来看，这些结构目标都有其合理性，但放在一起，就可以看出政府对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已经找不到重点，例如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因此要加快农业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与技术改造、科技开发密切的行业要支持；基础行业的发展关系国民经济全局和增长后劲要支持；消费品关系到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要支持；还有第三产业要支持等等。这种状况表明，到90年代初中期，我国产业结构问题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以往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在普遍短缺的情形下优先发展什么行业，今后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是在普遍过剩的情况下如何优化产业结构。显然，对政府决策者来说，后一种情形的处理要困难得多。难点在于不同性质的问题交织在一起，难以对它们的重要性进行排序。例如“优化产业结构”的念义是什么？是以技术标准、效率标准还是国际竞争力标准来衡量？再如“优化企业组织结构”的含义是什么？大企业有规模经济方面的潜在优势，但是，追求大规模生产要付出其它方面的代价：企业规模大使建设时筹资困难，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收期长，外部配套要求条件高，企业内部管理层次多影响管理效率等；中小企业则具有筹资便利、建设速度快、劳动力成本低、管理效率高等方面的优势、但却得不到规模经济的益处；因此，向什么方向的改进能够优化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恐怕没有一般的答案。总之，这个时

期政府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向的看法重点不突出，产业结构目标趋于多元化，（二）理论研究概况

90年代初期以来，对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比80年代中后期稍稍“冷”一些。这一变化既可以从主要经济刊物上关于产业结构问题论文数量的相对减少上看出，也可以从相关学术专著数量的相对减少看出。这种变化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第一，经过80年代中后期比较集中地引入西方产业结构研究的经典文献，90年代初中期译介进我国、产生重大影响的西方产业结构理论几乎没有，国内学术界缺乏新的观点、思路和方法；第二，产业结构问题本身的变化和政府决策层观点的不明确，使学术界失去了直观的现实依据，一些习惯于阐述政府意图的学者也失去方向；第三，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80年代中后期比较集中地引入国外产业结构研究理论文献后，国内许多学者偿试过用西方产业结构的理论框架研究中国产业结构问题，多数研究成果只是套用一些最基本的观点与中国的情况进行类比，真正分析性的研究不多。但是，要将这种研究深入下去，许多国内学者面临两方面的困难。首先是学术氛围的限制，当时国内学术评价体系比较重视提出新概念、新观点、新思路的对策性研究成果，对那些更深入、更系统、离现实较远的学术研究重视不够，作这类研究往往难以取得经费支持，其成果也难有较大影响。其次是数据限制，由于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产业分类及相关统计方法与国外口径很不相同，因此直接应用这些数据进行研究有较多困难，对数据进行调整又费时费力。不过，虽然产业结构研究在整个经济研究中的地位相对下降，还是有一批重要的研究课题和颇有水平的研究成果问世。简述如下。1·对我国现实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进一步系统和深入

在这个时期，我国现实产业结构问题仍然是许多学者的研究重点，比较集中研究的问题有：

（1）改革以来产业结构变动的分析。到90年代初期，已经离改革开放初始的70年代末期过去了10多年，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的变化提供了所需的时间跨度，一些学者开始系统、全面研究改革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例如郭克

莎对改革起始到80年代末期的产业结构变化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既分析产出结构的变化，也分析投入结构的变化，并将这些变化与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联系在一些。[57]

（2）关注中外产业分类及统计数据差别的影响。这个时期我国学者开始注意我国产业分类和统计数据与西方国家的差别以及这种差别对研究产业结构问题的影响，因此在用西方的一些分析框架时，注意对数据口径进行调整。例如郭克莎在其研究中，就对统计数据做了仔细的考察，进行了一些必要调整。江小涓在其研究中，在调整数据的基础上，提出按我国统计口径计算，低估了重工业的比重，并据此对国内当时流行的认为重工业比例偏低、应当较大幅度提高重工业比例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这类在数据调整基础上进行的研究以往较少见到。[58]

（3）产业结构与经济周期的关系。[59]这个时期学者们较多地强调中国结构问题的一个特点：研究周期波动不从结构变动角度进行分析，很难全面、合理地解释周期波动的成因，而研究结构变动若不从周期角度进行分析，则很难揭示结构变动的规律。例如马建堂等人继续他们对产业结构分析方法的研究，并用这些方法对我国产业结构以及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周期的关系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60]原毅军用“产业结构失衡度”这个指标，表示产业结构失衡的程度，并用这个指标计算不同时期我国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五大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将之与经济周期的波动相联系，分析周期波动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指出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是导致各产业增长率和国民经济增长率由上升转为下降的一个直接原因。

（4）研究我国产业结构中存在的主要矛盾。随着普遍短缺状况的改变，学者们感到以往“短线”指向的产业结构调整目标已经不适应，需要有新的思路研究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问题。刘鹤从需求结构转变后产业结构变动滞后的状况出发，认为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供给出现巨大缺口，因此需要加快进口替代特别是设备制造业的进口替代过程，使其成为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重要步骤。[61]张立群认为，中国工业化补课（大致上指以往过于强调重工业优先发展、消费品工业发

展滞后问题、因此改革以来强调优先发展消费品工业）在80年代中期已经结束，应该转向重化工业拉动的工业化阶段，但末能成功转型，因而导致经济增长中的一系列矛盾，强调要加强基础设施投资，拉动重化工业增长。[62]

（5）继续强调第三次产业的发展。进入90年代以来，第三次产业发展滞后的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国民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成为经济理论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刘伟、杨云龙在其颇具影响的论文中，从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双重角度，论述了第三次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在比较了若干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第三次产业发展的状况后，他们认为，虽然第二次产业仍然是工业化加速阶段的主导产业，但由于中国第三次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因此我国第三次产业比重与发展的不适应性，主在不在于其超越经济成长的阶段，而在于落后于经济成长阶段。特别是作为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国家，第三次产业由于其吸纳劳动力方面的特点，在中国经济成长过程中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三次产业还是一个产权结构多样化的产业，是一个应市场机制需要而产生的行业，因此，第三次产业的发展对于市场构造，对于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有着直接的作用。[63]一些学者将重点放在研究第三次产业发展较慢的原因，第一，有认识上和理论上的片面性，仅把物质生产部门盾作是创造价值的部门，从而只把在这些部门的经济活动看作是“生产劳动”，而为第三次产业中的许多部门看作是“非生产劳动”部门。第二，价格体系不合理，第三次产业中的众多部门长期收费过低，阻碍了第三次产业的发展。第三，社会福利供给制使第三次产业的市场缩小，遏制了第三产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社会化的方向发展。[64]

2·尝试用比较符合西方学术规范的方法进行研究

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主要经济理论刊物上有关产业结构的论文和与产业结构有关的理论专著，已经很少见到以往那种从两大部类的基本关系出发、以理论演绎为主研究问题的方法。愈来愈多的学者利用系统的国内外统计资料进行实证分析，也开始有学者以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研究。国家统计局于80年代末期编制了我国1987年投入产出表，为学术界进行产业结构研究提供了方便，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