籍，就可以从常见的书中读出大量别人视而不见的重要材料罗志田：《文无定法与文成法立》，《东风与西风》，三联书店，1998年。。最好的实例，是田余庆近年来发表的几篇北朝史文章。如他发现《魏书·乐志》中的“真人代歌”具有“史诗”特征，于是以此为线索，条理了《代歌》与《代记》、《魏书·序纪》的传承关系，从而对北魏一代史学衰微的原因做出了合理的解释田余庆：《〈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

第二，继续深化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的研究工作。所谓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都是相对而言的。宏观研究贵在会通，是从大处和远处着眼观察这一断代的历史地位。微观研究主要是对这一时期社会本身的某一细节进行剖析，或是探讨一些无法置于宏观研究范围之内的课题。两者中，微观研究可以视为宏观研究的基础，宏观研究乃是微观研究的最终目的。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课题的日趋细化，已成为近年来一道很显眼的学术景观。这当然符合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无疑是学术进步的一种表现。我们认为，在学术氛围普遍浮躁的今天，这种脚踏实地、甘于寂寞的学风是应该得到大力提倡的。学者的努力已有了相应的回报，在大族个案、职官品位—职位和地域社会等类研究领域，成效尤为突出。以大族个案研究为例，十几年来学者关注的对象，几乎遍及南北士族，而现在学者则把更多的精力，转移到地域性豪族集团之上了。显然，这种对不同类型的大族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当时社会精英集团的基本状况、演进脉络以及历史作用。不过，过于细化的研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选题的杂乱和琐碎，随意性较大，难以得出普遍性的结论，是目前大族个案研究的一个通病。于是，“便出现了一批‘跑马圈地’式的个案研究论文，满足于低水平的简单重复，个别低水平的研究论文仅仅是某一家族的材料长编??社会学方法的引入本应丰富政治史研究的内容，但一些研究却背离了社会史对于社会的全景描述和理解，重新落入了以婚宦论士族的窠臼。”陈爽：《近20年中国大陆地区六朝士族研究概观》，载日本中国史学会编《中国史学》2001年第10期。另外，过于细化的倾向，还会导致“研究者之间共同关心的问题少了”的后果(日本著名学者谷川道雄语)。质之于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则是老一辈学者所关注过的重大问题，年轻一代对此已经失去了兴趣，而自己所研究的课题又缺乏宏观的力度。本来，同老一辈学者相比，中青年学者在史料功底和理论思辨能力上就相对存在着欠缺，过早地埋头于琐细的局部问题之中，则很难成大器。毕竟在中青年学者中，能够写出如何兹全的《中国古代社会》、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和田余庆的《东晋门阀政治》等宏篇巨著的人还是太少了。所以我们认为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对于一些重大问题追求更为宏观的考察，可能是新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实现总体突破的一个重要途径。

第三，拓展多元化研究思路，努力实现学术创新。史学研究离不开理论建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理论探索乃是保持学术之树常青的生命之源。但是，任何一种理论都不会十分完美，缺陷与不足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理论及其藉以构成的概念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它并非先验或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而社会理论家也不能扮演本体论的角色。反之，理论与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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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生活在不同时空的思想家所创造出来的，而这些学术产品也正反映了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社会、文化及知识环境”韩格理：《中国社会与经济·序》，张维安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所以任何理论都是一种假设工具，都具有一定时空的局限性。它们为学者提供的只是观察问题的立场，研究问题的切入角度和路径，叙述与解释问题的框架。其所得出的结论与历史的实态永远不会重合，误差必然存在。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理论既可解放思想，又能束缚思想。特别是当某种理论一旦被权威厘定并为大多数人所遵循，成为先验的规范、不言自明的信念的时候，就会使人们的思想很难摆脱预设的障碍，突围而出。如对魏晋南北朝社会性质的认识，学术界尽管分歧很大，但都认同中国按“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并经历了奴隶制社会这一理论前提。而近20年来，很多学者通过重新学习马克思有关奴隶制或封建制的理论，认真总结和检讨在古史分期讨论中涉及的一些具体历史问题，指出中国古代从未经历过奴隶社会这一历史阶段。如果这一观点成立，我们又该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性质如何重新认定呢？对汉魏之际显著的社会变化又该做何解释呢？可见历史的复杂性不是仅靠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就能解释清楚了的。

今天一家理论独尊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另外一方面的问题突出了，就是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新“范式”又使人应接不暇。对此如何应对，王家范的意见值得重视。他认为：“史学今日不缺理论，相反，有关理论的争论倒日有眼花缭乱之势。所以，重要的是，史家不能做思想的懒汉，必须勤于思考，独立思考。不能为着某种个人的利害，宁愿不思考，没有思想。至于史家选择何种理论做解释工具，那完全可以‘自我选择’，但必须倡导一种多元的和宽容的学术氛围，为各种理论假设的相互碰撞和相互补充提供从容不迫的舞台”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现在这种多元的、跨学科的研究成果为数不少，而且以一定的学术深度，不时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如对于南朝梁人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历来史家都不够重视。一则它只是一部被归入“杂类”的地方民俗志，与学术主流无缘。二是只有辑本存世，全文不足万字。而萧放将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理论引入史学研究领域，发现了此书作为民众时间观念文本的价值，从而揭示出《荆楚岁时记》与先秦《月令》、汉《四民月令》之间的文化变迁关系。作者认为，从先秦到六朝，中国古代时间记述传统有一个由王官记政安排向百姓日常时间生活下移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改变了时间记述性质，而且也是社会进步的反映参见萧放《荆楚岁时记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随着多元化研究思路的拓展，这类创新之作会越来越多。

（作者曹文柱，1945年生，教授；李传军，1975年生，硕士研究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100875）本文来自中学历史网www.zxlsw.net 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