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国时期的起始年代，史学界有不同的认识。传统史家多持曹丕称帝之年说(公元220年)，然而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许多学者已突破王朝体系的局限，认为根据整个时代的特征，这个断代时间应该提前到汉末军阀混战阶段。至于提前到何时，众说纷纭。王仲荦是黄巾起义说(184年)、范文澜是董卓之乱说(189年)、白寿彝是曹操迎汉献帝都许说(196年)，此外还有官渡之战说(200年)、赤壁之战说(208年)等。方诗铭《曹操·袁绍·黄巾》(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一书，以曹操为中心，分别对董卓、袁绍、吕布、孙坚父子、刘备、张鲁以及白波黄巾、青州黄巾、泰山诸将等各种政治军事势力进行了分析研究，全面展示了汉末军阀混战阶段的政治史。类似的文章还有田余庆《曹袁斗争和世家大族》(《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问题》(《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陈勇《董卓进京述论》(《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等。对于曹魏政权的性质，陈寅恪认为，曹氏出身于寒族，且与阉官有关。曹操的崇尚与政策即是由他的出身决定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万绳楠认为，曹魏政权是依靠尚武的谯沛集团和崇儒的汝颍集团建立起来的，而曹丕继位后以司马懿为核心的汝颍集团实力的膨胀，则导致了两个集团势力的分化和斗争(《曹魏政治派别的分野及其升降》，《历史教学》1964年第1期)。周一良打破旧说，认为曹丕、曹植争位，植之失败与他反对曹操决意篡汉的态度有关。陈寅恪提出魏晋兴亡嬗替，不是司马、曹两姓的胜败问题，而是儒家豪族与非儒家的寒族的胜败问题。周一良对魏晋禅代之际分属于曹氏和司马氏两个政治集团的激烈斗争以及对当时思想领域的影响做了深入研究。指出双方实力的消长和文人集团的向背，决定了魏晋两朝政权的交替(《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第4—6、26—37页)。万绳楠则认为，谯沛集团内外势力被汝颍集团逐次剪灭，是司马氏代魏的关键(《魏晋南北朝史论稿》第78—82页)。此外，还有大量文章是讨论曹魏用人、校事之制和封国政策内容的。
关于蜀汉政权的构成，王仲荦认为主要是属于刘备的荆州集团、刘璋的东州集团和巴蜀土著集团三种政治势力(《魏晋南北朝史》第78页)；李开元在和曹魏、孙吴进行比较之后，认为刘备的蜀汉政权是一个以豪侠武人、寒门下士为核心的政治集团(《浅谈蜀汉统治集团的社会构成》，《文史知识》1985年第6期)。田余庆在《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一文中认为，蜀汉政权中新与旧、客与主的分野主要是刘备和刘璋两个营垒，当主客合流后仍然有政治上的派别之分。诸葛亮当政把巩固新人地位、协调新旧关系作为治蜀的核心所在。魏蜀吴三国中，孙吴建国迁延时日最长。田余庆《孙吴建国的道路》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它需要内部调整的时间，与江东诸大族关系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在《暨艳案及相关问题》一文中，田余庆又详论了孙吴政权江东化的过程，对其异常艰难的建国历程给予了合理的解答(《中国文化》1991年第4期)。高敏《试论孙吴建国过程中北方地主集团与江东地主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郑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和方诗铭《读〈檄吴将校部曲文〉》(《史林》2000年第4期)等文也讨论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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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惟一实现了全国统一的王朝。对于这个短命政权，史家历来评价不高。陈寅恪认为，西晋整个官场都已溃烂，弥漫于社会上的是贪鄙、淫僻之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讨论西晋政权腐朽性的文章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简修炜《论西晋地主阶级贪欲和权势的两重性》(《河北学刊》1987年第4期)、王永平《论西晋上流社会的贪欲风气》(《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许辉《西晋的佞臣与后党评析》(《江苏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袁济喜《西晋的政失与世风》(《学习》1995年第6期)、夏保连《西晋的腐败风气与门阀制度》(《晋阳学刊》1996年第1期)等。当然也有的文章对西晋前期的历史有所肯定，如郑欣《西晋的历史地位》(《文史哲》1993年第3期)、尚志迈《晋武帝与太康之治》(《张家口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等。曹文柱《西晋前期的党争与武帝的对策》一文认为，晋武帝虽然较好地处理了发生在中枢权力圈内的党争，保持了前期社会的政治稳定，但是这种党争仍然为西晋王朝的灭亡预伏下了祸根(《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
“八王之乱”是导致西晋灭亡的重大历史事件。关于动乱产生的原因，传统的说法是由于晋初大封诸王造成的。王仲荦认为此说不全面，八王致乱，主要是司马氏任诸王以方面重镇之故(《魏晋南北朝史》第216页)。唐长孺在《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文中也持此说(《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祝总斌则认为，乱因是由于继承人和辅政大臣不得其人所致(《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试探》，《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何吉贤对上述几种观点皆持否定意见。他认为西晋门阀士族势力恶性发展，才是造成八王之乱的主要原因(《试论八王之乱爆发的原因》，《河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杨德炳则认为，八王之乱是晋廷内部存在着宗王、太子妃党和后党三支力量互相殊死争斗的产物(《西晋的崩溃与门阀的分化》，《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杨光辉将宗王分为皇子王和宗室王两大派系，认为动乱是两大派系展开的一场争斗(《西晋分封与八王之乱》，《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
门阀政治一直是学者们用力较多的论题。在门阀政治的产生、性质、作用和衰亡等几个方面，学者提出了很多观点。早期研究这一课题的成果除上面已提到的杨筠如、王伊同、谷霁光等人的著述外，还有其他人讨论门阀士族内容的文章。如杨廷贤《南北朝之士族》(《东方杂志》1939年第4期)、蒙思明《六朝士族形成之经过》(《文史杂志》1941年第10期)、方壮猷《中国中古时期之门阀》(《中山文化季刊》1944年第5期)等。但对门阀政治研究取得重大进展还是在20世纪后半叶。唐长孺《门阀政治的形成及其衰落》一文认为，士族门阀特权的确立，政治上是皇权和地方豪强势力妥协的结果，经济上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贵族官僚大土地妥协的结果。因此，其发展和衰落也与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息息相关(《武汉大学学报》1959年第8期)。以后他又在《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士族的形成与升降》等文中，进一步论述东汉以来的大姓名士是构成魏晋士族的基础，但能否列入士族与决定士族高低序列的基本条件乃是凭借这一家族在当世的权势(《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祝总斌在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5卷典志部分中撰有《门阀制度》一章。祝文认为，门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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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最重要的特征是按门第高下选拔和任用官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它先后共经历了四个阶段：东汉后期是萌芽期，曹魏、西晋是初步形成期，东晋和南北朝前期是确立和鼎盛期，南北朝后期是衰落期。大土地所有制、封建大家族与宗族以及儒学三者相结合之统一体的形成与发展，是门阀制度出现和持续存在的前提。战乱、统一帝国瓦解与分裂、新皇朝力求获取三结合之统一体，是门阀制度加速形成的决定因素。而门阀制度在形式上如果离开了九品中正制，便成为不可想象的事情。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一书，把本论题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作者综合考察了东晋时期的政治、经济、民族、军事、地理、文化等诸多方面因素，对门阀政治进行了概括和界定。作者指出，学者所习知的门阀政治实际上只存在于东晋一朝，具有过渡性和暂时性，其实质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几家大族的权力平行或超越于皇权的政治变态，是皇帝和士族的联合执政。黄正藩不同意“门阀专政”的提法，他把东晋政权的基本形式概括为君主制下的门阀合议体制(《东晋门阀政治散论》，《苏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相关的专题论文还有陈长琦《魏晋南朝世族对国家权力中心的作用方式》(《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等。论述士族地位衰落的文章有祝总斌《试论东晋后期高级士族之没落及桓玄代晋的性质》(《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高诗敏《试论南朝门阀地主地位的变化》(《安徽史学》1986年第6期)、薛军力《晋宋之际门阀政治的衰落与皇权的重振》(《汕头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陈伟强《从刘宋王朝和谢氏家族的关系看谢灵运的政治悲剧》(《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牛贵琥《南朝世家大族的衰落》(《山西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等。
北朝士族的情况和魏晋南朝有很大的不同。唐长孺在《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一文中指出，两晋南朝士族序列高下多是习惯上的而不是法律上的，而北魏是皇帝以朝廷的权威，采取法律形式制定包括胡族在内的门阀序列和体制的(《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刘琳《北朝士族的兴衰》一文，具体考察了北朝士族发展的过程，指出在北魏前期、孝文帝时期和北朝后期是北方门阀地位上升、极盛和衰败的三个历史时期(《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刘驰《从崔卢二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朝汉族士人地位的变化》以个案的形式，考察了北魏后期汉人上升为士族并形成汉人士族统治集团的过程(《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
与门阀政治衰败同步，南朝的低等士族、寒门庶人不断崛起。对这个问题，唐长孺在50年代撰写的《南朝寒人的兴起》一文中有专门的探讨。他认为南朝实际权力逐步转移到寒人手中，既是由于南朝士族的腐朽，也是由于寒人队伍的增加的缘故(《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进入80年代以后，讨论继续深入。代表性的文章有郑敬高《南朝掌机要的寒人刍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南朝的将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何德章《宋孝武帝上台与南朝寒人之得势》(《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王铿《论南朝宗齐时期的寒人典掌机要》(《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等。有的学者还把这一变化同南朝皇室的出身与宗王出镇联系起来。祝总斌《刘裕门第考》将刘宋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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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皇帝刘裕门第考订为低等士族(《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祝总斌又研究了从晋末刘裕起兵至南朝宋文帝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认为地位日趋上升的低级士族一直没有停止向没落的高级士族进行夺权(《晋恭帝之死和刘裕的顾命大臣》(《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万绳楠考察了南朝“拟周之分陕”的政策，认为宗王出镇造成的政治混乱和纷争，使皇室不得不以寒人充任舍人、典签制衡诸王。而舍人典选又进一步扩大、提升了寒人的势力，这是南朝寒人兴起的基本原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第228页)。类似的文章还有陈勇《刘裕与晋宋之际的寒门士族》(《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薛军力《刘宋初年对强藩的分割》(《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陈长琦《南朝时期幼王出镇》(《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鲁力《孝武帝诛竟陵王事与刘宋宗王镇边问题》(《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等。王铿认为南朝时期的士庶交往已经非常频繁，所谓“士庶天隔”之说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论南朝宋齐时期的士庶天隔》，《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到南朝后期连江南土豪也日渐兴起，张国安《论梁代湘交广诸州豪强的兴起》(《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何德章《梁陈之际的江南土豪》(《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欧阳小桃《梁末陈初的南川酋豪》(《争鸣》1992年第2期)等，都是论述这一课题的文章。侯景之乱的发生，不但导致梁朝的覆亡，而且给南朝士族带来灭顶之灾。与此有关的文章是萧黎《浅析侯景之乱》(《湘潭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夏建新等《论侯景之乱》(《河北学刊》1988年第3期)、郑显文《侯景之乱新探》(《松辽学刊》1993年第1期)等。
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的研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收获颇丰的一个领域。举凡这一时代的官制、监察制度、选举制度、军事制度、外交制度等，都得到了深入的研究。下面重点介绍的是魏晋南朝有关制度的情况，个别地方兼及北方。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职官体系最大变化，莫过于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制的逐步确立。秦汉三公九卿制虽然仍有保留，但“三公”已徒有虚名，“九卿”职务卑落而变成闲散职位。作为辅佐皇帝决策和执行政务的机构是三省及尚书省所属诸曹。对于三省机构设置、运行及变化情况，陈仲安《汉唐职官制度研究》、王素《三省制略论》(齐鲁书社，1986年)、黄惠贤《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皆有详细论列。陈琳国《魏晋南朝游移发展中的三省制》(《史学评林》1982年第3、4期)、陈满光《论三省六部制形成于两晋南朝时期》(《河北学刊》1996年第6期)也是较有代表性的论文。韩国磐《略论由汉至唐三省六部制的形成》认为，秦汉的尚书、中书、侍中等低等官吏转变成隋唐枢机大臣的原因，在于皇帝欲分相权(《厦门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祝总斌认为此说未抓住事物本质，其真正的原因是为了在新形势下更有效地进行统治。他为“宰相”的内涵做出了界定，并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宰相是尚书省(台)长官，而中书令、监和门下侍中都不是，尽管他们也在某些时候或某些方面权力极大(《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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