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句法上名词活跃还是动词活跃，也会影响到词法层面，特别表现在名动相互引申转化的能力上。我们关注的是直接转化而不是派生构词的形态变化包括变调等现象。
语言学界早就注意到（参看沈家煊(2007、2009)及所引Hopper&Thompson等文献），名词和动词的互相转用是不对称的。动作名用是本体隐喻，任何动作、事件、状况都有被指称的需要，因此动词用作自指的名词是极其常见的，是一种非常直接易懂的转化。名作动用则无法将名词义整体直接理解为动作事件，只能理解为以该名词为某种参与者（语言中的题元）的动作事件，理解上依赖更多的知识和语境因素，而且具有不确定性（名词所充当的题元有多种可能性），例如，同一个shelter（架子），“Heshelteredhisstudy”是“他给书房配上了书架”，shelter是临时动词的工具材料题元，而“Heshelteredthesebooks”是“他把书都放上了书架”，shelter是临时动词的处所题元。因此理论上名作动用比动作名用要困难，动词在词性派生上的能力应强于名词。
不过，上述不对称情况，在动词型语言和名词型语言中的表现程度很不相同。据王冬梅(2001:104)的统计，现代汉语里动作名用的实例是名作动用实例的57倍。而在英语这种名词型语言中，尽管名作动用在语义上一样地曲折，必须依赖语境和共享知识（参看Clark&Clark，1979），但是其转化能力却相当可观。Clark&Clark(1979)以密实的分类词表和丰富的实例显示，英语名作动用极其广泛而活跃，从早已凝固为固有动词的实例（如boycott，抵制，来自人名），到很新奇的用法（如topiedemonstrators，向示威者扔馅饼，来自名词pie，馅饼），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凝固度等级序列连续统。虽然该文没有提供王冬梅(2001)那样的文本统计，但其所列举的大部分名词和动词用例在现代汉语相应词项中都难以或根本无法有动词之用。Chan&Tai(1995)参照Clark&Clark(1979)的框架，考察了汉语普通话、广州粤语和台湾闽南话的名词派生动词的现象，并简要讨论了日语和韩国语的相关情况。该文发现Clark&Clark(1979)所提供的英语名作动
用的9种语义类别，在汉语及其方言中只发现了4种类型，实际用例也大大少于英语。而日语、韩国语更是基本不具备这种转用现象，只有个别孤例。这说明英语名作动用远比汉语及其他东亚语言自由和方便。如上引pie例相当于汉语说“我馅饼了示威者”，这是无法接受的。下面再略举数例：
(48)ShewantedtoRichardNixonherfriend.（字面：她想“理查德?尼克松”她的朋友，指她想偷偷录下朋友的谈话。来自美国尼克松总统在任时偷录反对党会议的“水门事件”）
(49)Margret747'dtoLondon.（字面：Margret“747”至伦敦。指坐波音747飞机去伦敦）
(50)Jackcareddowntown.（字面：Jack“轿车”了闹市区。指坐着轿车去闹市区）
(51)RuthBuzziguesthousedwithBillDodge.（字面：B跟D“宾馆”了。指同住宾馆）
在另外一端，英语有大量动词来自名词动用，只不过其动词用法早已凝固下来，如（有些是本文补例）：tosmoke（抽烟＜烟）、topipe（装管子，用管乐吹奏＜管子，管乐器）、toland（着陆＜陆地）、tochair（主持＜椅子）、toballoon（坐热气球＜气球）、toface（面对＜脸）、tobeef（加强＜牛肉，肌肉）③。
现代汉语中也有部分来自名词的动词或临时的动词用法，王冬梅(2001)第6章就举了“网（鱼）、袋（了一匣火柴）、猫（着腰）、（最）宝贝（我）、（把白菜）窖（上）、灰（了脸）、梳（头）、酱（一下萝卜）”等等。Chan&Tai(1995)也做了名源动词的全面收集（其中有些宜归动源名词）。古汉语中名作动用的例子更多些，其中有些语义关系类型是现代汉语中较难成立的，如“（起死人而）肉（白骨）、（梁伯）妻（之）、（尔欲）吴王（我乎）、鱼肉（百姓）”。但总体上名作动用的情况远不如英语活跃、常见。这在核心基本词汇上有强烈表现。我们注意到，英语的核心基本名词，大多有动词义项，而汉语的同类名词绝大多
数没有动词义项，尽管很多词历史悠久。我们以Comrie&Smith（1977，见刘丹青2008a）基于Swadesh的200基本词表和100基本词表所制的207条基本词中的全部实义名词（共79词，不包括方位名词和时间名词）为例，进行了英汉比较。考之以中型词典《朗文当代英语词典》（外研社，1997）和《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比较结果为（详目见附录）：
有动词义项 无动词义项 英语名词 62(78.5%) 17(21.5%) 汉语名词 5(6.3%) 74(93.7%)
英语中62个词的动词义项都与名词义项有意义联系，并且可以确定名词是词源。汉语中只有5个词（背、油、冰、烟、树）有动词义项，其中“树”的派生方向是动词到名词（古代树称“木”，“树”指种树）。“油”是用来大致对应fat/grease，即动物脂肪。“火儿”虽然能做动词，但已带有派生形态，所以不能算“火”的动词用法。名词型和动词型语言的差异在此得到又一次显著体现。即使再放宽标准，将汉语动词扩大为谓词，即包括形容词，也只能多出“肉、沙、皮”三个有形容词义项的词（其中“肉”的形容词义项是方言义项），有谓词义项的也不过8个词(10%)，远少于英语有动词义项的62个词(78.5%)（尚不含形容词）。由此可见名词在英语中比在汉语中要活跃得多。其实在其他词项方面也是如此。汉语虚词（介词、副词、连词等）的语法化词源大部分是动词，名词成为语法化源头的要少得多，这儿无暇细说。
这里揭示的汉语动词型语言的词汇、词法特点，其实在儿童语言早期阶段就有表现。以印欧语为基础的儿童语言习得研究显示儿童在早期习得的词汇以名词为显著优势。可是这一优势在汉语中并不明显，反倒是动词在早期语言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例如，据麦克阿瑟交际发展库对各年龄段有一半儿童已掌握的词汇量统计（转引自Maatal.,2009），在1岁4个月时，英语最常用的100词中只
有3个是动词，而汉语的对应数字是27个动词。汉语儿童在1∶7（指1岁7个月，下同）时掌握47个动词，而英语儿童到2岁时才掌握45个动词。结合其实际使用中的活跃程度，汉语动词的优势更加明显。Tardifetal.(1997)根据儿童语言的材料指出回答问题时英语倾向于使用名词而汉语使用动词（转引自Maetal.,2009）（这与赵元任1979对成人语言的观察相同），Maetal.(2009)据此认为汉语偏好动词而英语偏好名词。邹立志(2009)研究“上、下”等趋向动词的习得，其材料显示“上、下”的自主产生时间都是先动词、后名词。如动词“上、下”的产生年龄为1∶3，名词“上”为1∶8，名词“下”为1∶11。这也与先名后动的传统认识不一致，说明动词型语言在习得方面有动词优先的特点。在产出频率方面，“上”作为动词和作为名词的出现次数之比是455∶424，“下”的该项比例是224∶96，都是动词更常出现。张云秋(2009)为了研究多义词的儿童早期习得，在3∶0前儿童所用的50个最高频词中选定8个词为对象——“看、花、上、坏、都、走、老、给”，她解释说“早期儿童语料中名词虽然不少，但多为单义词”，所以选词“主要是动词、形容词和副词”。这与汉语成人语言中动词更具有语义和词性派生能力是一致的。
对本文的描写，我们也不想回避例外的问题。我们注意到，汉语中有些现象可能被视为本文所论的例外。最明显的是有些判断句或描写句可以省略系词，直接用名词性成分做谓语，如“鲁迅绍兴人”“他黄头发”。这类句子在英语中必须用系词或采用其他带动词的句式(Hehasbrownhairs)。这些现象的存在值得进一步研究，但与本文讨论的众多现象相比，它们无法影响汉语总体上的动词优先现象。另有些情况是汉语可以用名词性单位而英语也可以用名词性单位，这本身就不属于例外，如“好孩子！ ～Goodboy!”。
六 动词型语言的相关特征及其初步解释
上面我们从大到话语（成句与否）、小到词法及儿童语言表现（语义和词性派生能力）共5个层面揭示了汉语属于动词型语言和英语属于名词型语言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