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水浒传》这部著名的长篇小说，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深刻地反映农民起义斗争的作品。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是北宋末年的历史事实。作者也以宏篇巨著的方式对这场声势浩大的起义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性的加工。此书无论在文学性上，还是在思想艺术上都具有很高的成就。其中，书中所描写的引发招安现象的各种因素和现象，还是很吸引学者们去研究和探讨的。《〈水浒传〉招安现象分析》的根本内容是通过书中形形色色的社会各阶层的人物的性格特征或阶级本色等对文章的主旨题意进行阐明。通过作者的主观情致、水浒好汉们的内部因素、统治阶级的外部因素以及社会环境等进行解释说明招安现象。而梁山好汉的内部问题，又可以从宋江的性格特点以及好汉们不同的上山方式来叙述。通过方方面面的分析和解释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导致几百年前轰轰烈烈的水浒英雄们的起义最终导向朝廷，接受招安的复杂背景和原因。
关键字：水浒传；招安；政治收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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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招安现象分析
沂源一中 宋作霞
一 、引言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发展历程来看，每个朝代都会出现农民起义以此来反抗统治阶级的现象，主要原因是官逼民反。农民阶级受到的压迫最重，吃的苦最多，得到的最少，死亡是威胁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起义是唯一的选择。但是我们又发现，大多数的农民起义的反抗性并不彻底，起义者们在得到最基本的满足后或者在统治阶级的引诱下导致起义失败。《水浒传》中描写的起义者们也是这个情况。
《水浒传》这部著名的长篇小说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深刻地反映了农民起义斗争的作品，是我国古代农民革命的伟大史诗。《水浒传》从全程式的角度出发，以英雄传奇式的叙述方式，描绘出梁山起义军从发生、发展、壮大到招安现象所出现的诸多问题，也是历来受专家学者们高度重视的。因为招安的促成并不是单方面的结果，而是在多方面的共同协调下促成的。《水浒传》中描写的主要人物是水浒英雄。从我们的角度看，促成招安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渴盼招安的人群中，有一些出身于官僚地主阶层的人，他们实际上是在梁山泊头领中间比较能够发挥影响的人物，是宋江、卢俊义主张招安的重要基础。以宋江为代表的接受招安派在梁山头领中占有优势。因此，招安的内部因素解决了。而统治阶层通过招安来瓦解起义军，并利用起义军来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是外因，内外因的相互作用，使着本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的场面出现了更多的和气，更使得水火不相容的场面开始松动，有了最初的冰释前嫌。
二、《水浒传》中招安现象的分析
（一）作者的主观情致是促成招安的根源
在《水浒传》中，作者流露出自己的思想情致:书中开篇便描写了宋仁宗呱呱落地之初，受仙人指引，文、武曲星下到人间。在文曲星包拯和武曲星狄青的辅佐下，宋仁宗开创了一代文治武功的天下。这传说被安排在《水浒传》的全篇之首，显然是有意图。而水浒好汉们按照天罡地煞108星宿排位的结果，我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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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想象一下：假如宋徽宗仿效仁宗皇帝的做法与梁山好汉早日联手，宋朝的江山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这就是作者的主观思想本质的表现。同时也可反映出，他视招安为神圣事业。在作家看来，倘为朝廷着想，理应招安梁山；倘为义军着想，理应归顺朝廷。这对双方都是大有益处的举措。从此，在后50回中，他一一完成了上述充满理性色彩的艺术设计。他把招安与受招安的场面写得十分隆重盛大，“义士今欣遇主，皇家始庆得人”，梁山与朝廷仿佛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共同构建了节日阅兵般的兴旺气象。接下去他让梁山好汉们实践了“平虏、保民、安国”的宏大理想，为朝廷屡建奇功，从而进一步确认了自己不同寻常的存在价值。接下去，便是对一一凋零的梁山好汉们的礼赞和认同了，“生当鼎时死诸侯，男儿生平志以酬”，“万年香火享无穷，千里功勋表史记”，宋江还享有“敕赐殿宇牌额，御笔亲书靖忠之庙”[1]等殊荣.可是作者内心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他痛恨贪官污吏，反对腐朽黑暗的政治经济统治；另一方面又不允许从根本上推翻，甚至在感情上还向往留恋封建皇权，封建制度，这就规定了他对农民起义只能持有这种既赞成又反对的矛盾态度。[2]由此可以看出，实现招安是作者的主观情致的表现，并不是空穴来风，是有一定的现实基础的。
（二）宋江的性格特点是促成招安的首要因素
在《水浒传》所塑造的英雄人物中，宋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艺术形象，他不是用几个章回或几个情节塑造出来的，而是通过六十五个章回节，用性格结构的多层次组合而刻画成功的。他身上具有一些优秀的思想品质，但头脑里又有浓厚的封建意识。他有反抗性、革命性的思想情绪，又有一直未摆脱的软弱性、妥协性；他虽然走上梁山的发抗道路，但他走上这条道路是极其困难的。他对梁山的起义事业有很大的贡献，但最后却引导大家走上一条受招安的失败的道路。宋江性格的二重性始终贯穿小说始终，也贯穿了他的一生。《水浒传》写出了宋江思想性格中叛逆性和妥协性的交错及其矛盾之始终得不到解决，是充分的写出了历史和阶级的严重局限在这个农民起义领导人身上烙下的深深印记。宋江这一形象是作家心目中理想正面人物形象，其最醒目的性格特点是“忠义”。“义，是连接李逵等一流人物思想的纽带;忠，使他沟通关胜等一流人物思想的桥梁”。[3]无论在朝、上梁山、受招安，他都不曾抛弃“忠义”，这面大旗。
宋江的形象在《水浒传》中带有较浓厚悲剧色彩。他的忠义思想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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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主观信念与社会实践之间，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这是一个全力与“命运抗争”却又不免被“命运”所捉弄的强者悲剧形象。而宋江的悲剧形象，其实也是对处在封建社会底层的被统治阶级的反映。
宋江的忠与义是贯穿其一生都高举的大旗，但宋江的忠与义却远没有达到“烈”的程度。作为一个刀笔小吏，他的封建性不够浓厚，而作为起义军的首领他的江湖气又不够强烈。在尽忠与尽义两个方面，他都相机行事，务实而不务虚，决不墨守成规，作茧自缚。换言之，在宋江的性格中，除了信奉忠义之外，还潜存着，表露出一种比重己思想更稳定、更顽强的因素。这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生存欲望，对于功名需求。正是这种贯穿始终的功利观念，使宋江形象在自古已有的模式中脱颖而出，成了一个独具特色，非常个性化的，不同于以往的任何“忠义之烈”。即真诚的信奉忠义有执著的追求功名利禄的典型的艺术形象。诚然，对“建功立业”、“官爵升迁”的向往，在封建知识分子中更是带着普遍性的，其最高理想便是“生当鼎食，死诸侯”，这一点连许多令人崇敬的仁人志士也不能免俗。他们也往往把尽忠报国（或见义勇为）当成一码事来追求。
宋江的忠、义都是与功名利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其中予以的最好的结果就是博得个封妻荫子、加官进爵。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分析,以此来阐明宋江接受招安的原因：
1、忠与功利的相互撞击、相互渗透。[4]
《水浒传》中，忠，主要体现为君国观念与法度观念。宋江既然“自幼功读经史”，又“刀笔精通、吏道纯熟”，理应有着较浓重的君国至上、法度至上的意识。宋江在小说也是这么做的。
宋江私自放走晁盖，主要是出于挽救心腹之交的江湖义气，主观上并不是为了反抗封建官府，这时的他并没有造反的意图。“放走晁盖等人”之后，宋江因“怒杀阎婆惜”而被发配江州。但是他的封建观念太浓了，以致时刻不忘忠孝，为了显示自己的忠孝，在刺配江州的路上，要绕着梁山泊走。途中，晁盖曾把他恭请到梁山，诚意劝他入伙，而宋江却断然拒绝上山“落草为寇”，决绝地说：“虽死不做不忠不孝之人。”
宋江对功名的渴望，激扬着精忠报国的热情。宋江在中期时也有名言,道：“忠心愿平虏，保民安国。”这也是他期望招安时所写的《满江红》里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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