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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级差地租Ⅱ>）作了基本规定，首先说明对四类土地的投资按种种不同的比例进行时，对地租的形成给予各种不同的影响。他指出，对这四类不同的土地连续投入等量资本，例如在最优等的土地上进行，以依次出现的产量交换的形式呈现为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的变形，然后这样的资本的追加投资在各类土地上进行的话，就在各类不同的土地之间呈现级差关系。这时就会出现最劣等地生产的产品的生产价格不一定能决定市场生产价格的情况。这样，追加的投资一方面对决定价格有种种影响，另一方面根据这个价格签订租约，虽然资本为了追求超额利润而投资，但是在要换租约的时候，它就被地租化，这种特殊情况会同时出现，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关系。
在级差地租的第二个形式中必须考虑到追加投资的生产率的增大，减少或不变等情况，但是不管哪一种情况生产量要增大，随着市场需要的变动市场生产价格要变动，，而且这一点成为基准。因此为了观察追加投资和地租的关系，要把成为追加投资基准的价格分作不变、下降、上涨的三种情况进行考察。第41章（级差地租Ⅱ—第一种情况；生产价格不变）；第42章（级差地租Ⅱ—第二种情况；生产价格下降）；第43章（级差地租Ⅱ—第三种情况：生产价格上涨。结论），这三章是对这一点的举例说明。这个考察马克思没有以完整的形式搞完，是由恩格斯补充、修订的，其基本点大体上在于说明资本追加投资时，总地租以及单位面积地租要增加。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可以说它显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所有者的生命力的强韧性。另外在级差地租的第二形式中说明了即便在一定租期内资本获得了超额利润，从而促进了农业的资本积累，但是在更换租约时，它却变成了地租，结果积累不能不受到限制，关于这一点通过第44章<最坏耕地也有级差地租>作了明确的说明。例如市场调节价格无论是由优等土地的第几次追加投资所产生的产品决定的，或者是由最劣等地本身的第几次投资决定的，最劣等地也可以产出地租。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土地所有一方面促进了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又限制了资本的积累，与这个事实相对应，超额利润的地租化是通过土地所有本身进行的，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海在理论上说明了土地所有作为现代土地所有被确定的过程，可以看出是下边讲述绝对地租的媒介。
第45章《绝对地租》，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说明了无论对任何土地不支付某些代价资本是不能自由使用的这个事实的经济意义。这里明显地说明土地产品的价格是由土地私有制本身所产生的地租而提高的，即形成了在市场调节价格上追加这个地租部分的价格，但问题是这个追加价格是怎样，在什么限度内进行的。这个地租部分即使是由资本生产的m部分，但也不是超额利润转化的。因此土地产品价格的上涨一定要超过其生产价格。换句话说，它是以农业或一般地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的产业中的资本有机构成相对较低这个情况为基础加以解释的特殊的价格。本来资本有机构成低的生产部门的生产价格一般低于价值，其m的一部分作为资本的p分给有机构成高的部门，在农业中这部分的分得或部分的活全部的受到土地所有的阻止。当然土地产品的价格上涨超过其价值的话，毋宁应该把它规定为《垄断地租》。但是《垄断地租》必须看作是脱离在理论上已经弄清楚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的，是不能和根据买卖的需要决定其价格的垄断价格一样，用实质的规律性加以阐述的。第46章《建筑地段的地租、矿山地租、土地价格》指出了建筑地段的地租、矿山地租的特殊性，同时也提到了垄断地租，然后说明了土地作为商品买卖的价格不过是地租根据利息的资本还原。最后的第47章《资本主义地租的生产》按发展阶段阐述了讨论社会的剩余劳动的一般形式的地租是怎样转化为资本主义地租的，说明了适应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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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到前章已经阐述了的资本家土地所有制的地租的历史意义。
第三，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第七篇<各种收入及其源泉>）
这一篇由第48——52章共5章组成。最后的一章《阶级》，如前所述，原稿只有前言部分，下边便中断了。
第48章《三位一体的公式》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的完成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各阶级所得，资本家是从资本；土地所有者是从土地；工人是从劳动获得的。完成了所谓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的三位一体的公式。这时从利润中减去利息之后剩余的企业主收入，是对作为企业家的资本家的劳动的报酬，其根据是由所谓生产三要素学说得到的，即每年的产品由土地所代表的自然和生产资料，资本以及人类的劳动所得到。与此同时把资本主义社会是通过资本和雇佣劳动及土地所有的特殊历史形式实现一切社会共同的原则这一事实隐蔽起来，而使人不能理解。
第49章《关于生产过程的分析》说明这种庸俗的、常识的观念，在古典派政治经济学中并未得到清算。认为商品价值学由工资、利润和地租构成的亚当·斯密教条就表现了这一点。这个教条的根基中就已经包含着抹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历史性见解，它成为庸俗见解的理论根据。关于这一点在第二卷第三篇《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已经作了说明。根据这个教条，生产资料归根到底也要分解为工资、利润、地租，它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就不明确 了。但是生产手段的价值从每年的产品价值中收回来，然后再转化到生产资料中去，它是决不能当作收入消费的。产生这样的教条，根据实际上在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竞争的假象〉（50章）中，由于竞争的假象，对每个资本家来说，利润和工资也和利息与地租一样，作为自己所应得到的量表现出来。因此就意识不到它像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中说明的那样，基本上是在社会上由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所规定的。古典派政治经济学家陷入教条的原因，总而言之是由于他们的理论是根据资本家所所经验的事实，在进行理论分析时，毋宁说陷入了错误的追溯性推论。古典派政治经济学持有资本家的观点，把资本关系看作是自然关系。持这种观点，把以往的历史中出现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关系，只能理解为好似资本主义关系的未发达状态。进入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发展，一旦它自身不能控制发展起来的生产力，于是这种观点就产生了，认为生产关系时自然的，分配关系是历史的，人为的想法。
第51章《分配关系的生产关系》说明了《资本论》的分析比古典派政治经济学的见解、方法更符合科学规律的理由。分配关系是随着由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而为历史所规定的，它们的联系是不能随意割断的。工资、利息、地租的收入形式也必须根据生产关系予以阐述。由此阐明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同时也开辟了说明其他社会形式的历史意义的道路。最后的一章第52章《阶级》，想作为结论说明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以其和以往社会不同的特殊形式，通过商品经济的形式表现出来。《资本论》的原稿，这一章一开头就中断了，应该注意的是，在指出了雇佣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阶级以后，直接指出就是在英国那种典型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未能现实地、纯粹地表现出这种阶级结构，马克思在这个后边打算作什么规定不太清楚，但是这一点是明确的，即至少对以往表述过的规定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只有设想一个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够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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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从第一卷的第一章《商品》，到第三卷的第52章《阶级》结束的《资本论》全三卷，可以大体上看作是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似乎不能说照原样实现了在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当时所设想的构思，当时的构思比《资本论》要大得多，所以《资本论》只是其一部分构思的具体化，对我们普遍作为经济学原理的，有关资本家的商品经济的一般基本理论，可以说都作了论述。而且这个理论是相互系统地联系在一起进行论述的，因而形成了一个大体上完成了理论体系，马克思本人在执笔《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前所设想的计划中，对《资本论》的理论是其中的哪一部分，另外它和其他部分是什么关系，我们尚不太清楚，但是可以说在执笔写《资本论》时是有变动的。
此外，在写《资本论》的过程中，构思也有种种变化，认为不能变动现行的《资本论》全三卷的结构，怕也是违反马克思本人的意愿的。尤其是先出版第一卷，而第二卷、第三卷不得不由恩格斯编辑，这对整体的结构不能说没有影响。当然像马克思这样伟大的头脑经过数十年研究思考的《资本论》体系，是不能简单变更的，主要是我们应该尽可能作为我们自己的东西去吸收《资本论》的理论，以利于具体的研究和实践。单纯盲目地遵从《资本论》的理论是达不到这个要求的。必须学习马克思系统的、批判地作为科学理论去吸取。在研究《资本论》时候把全三卷的结构经常放在头脑中，可以说这是其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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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创作史
马克思是从1844年在巴黎开始研究经济学。关于在这此前的经过，他自己是这样讲的。“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是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导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从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出发，进入了经济学研究，其经济学的最初成果是现今称为《1844年的经济学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附：黑格尔哲学的终结）》的，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未完成的著作。但是这部著作若要称之为“经济学的研究”还有一定的距离。诚然，马克思在这里以对黑格尔的自我异化概念的批判为媒介，展开了“异化劳动”正是私有财产的实质的新的议论。然而在这里对于为什么能够在全社会中合理地流通工人进行“异化劳动”，可以说还缺乏考察。在这个意义上，这里所看到的与其说是对资本关系的经济考察，不如说是从“实践的—批判的”观点所进行的考察。
但是当时对于马克思来说，比起积极进行资本关系的经济学考察来，“先发表一部反对德国哲学和那一时期产生的德国社会主义的论战性著作是很重要的（1846年8月1日，致列斯凯的信）因此，他终止了政治经济学的写作，于1845年3月——1846年5月与恩格斯共同执笔，写了上述的论战著作，八开本厚二册的原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但当时未能出版，而只好”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但是在这里可以看到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发现的并已定型的唯物史观的初步的粗略解释。在这个意义上它不失之为重要的文献。唯物史观的发展，使经济学从私有财产中去研究资本关系成为可能，同时这一著作还提出了有关经济学和唯物史观关系的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也是不可争议的。
这样已经清算了以前的哲学信仰，掌握了唯物史观的马克思，正值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刚刚发表，就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对其进行批判，而著了《哲学的贫困》（1847.7发行800部）。这是马克思在经济学方面公开发表的最初著作。马克思在这里想说明：“蒲鲁东对科学辩证法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肤浅”，换句话说，“他不是把经济范畴看做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把这些“歪曲成永恒的观念”，这样蒲鲁东又是“如何拐弯抹角地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去”（《论普鲁东》）。马克思在这里表明了唯物史观的立场对理解经济学的范畴是何等重要。这也显示马克思确立自己的经济学的第一步。例如，“劳动只要进行买卖，就和其他商品一样是一种商品，因此，就有一个交换价值，”。在这条规定中虽然没有使用劳动力这个概念，但可以说他是想说明这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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