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指的是产出，指的是资本，指的是劳动，指的是有效劳动，指的是有效资本。 可将有效劳动和有效资本都除以，得到生产函数的简化形式：
其中 ，在上等式两边关于求导，可得： ，这提示产出过程中资本使用效率所对应的递增函数，其内涵是当融资资本量保持一致时，产出将会随着资本使用效率的升高而增加。在股权融资环节，也有几率出现逆向选择，这将使得资本流向那些低效率领域，由前面的计算公式可知，对于资本使用率相对偏低的企业，其产出也相对偏低，所以，逆向选择导致社会综合产出出现一定程度的降低，最终制约了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
4. 道德风险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
股权融资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一定的道德风险，企业成功融资之后，其控制权、所有权将会呈现出分离状态，企业管理者、投资者分别扮演代理人、委托人的角色，形成一种“委托—代理”的关系。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由于委托人难以直接考察和评估代理人所达到的努力程度，仅能参考企业业绩来了解他们的工作绩效。而企业经营业绩往往和多种因素共同决定，很难精确地分辨其中哪些是管理者努力带来的，如此一来，管理层便有可能借助相关的“隐藏行动”来逃避自身的管理责任，也便导致了道德风险问题的发生。
黄益平（1997）以股权融资环节的道德风险问题为对象，借助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系统研究，讨论了该类问题将会给资本配置效率带来何种影响。生产函数形式如下：
其中，表示产出，表示资本，表示劳动，表示技术，定义为公司管理层努力程度的函数， ，且 ，则上式变为
如果将道德风险水平引入进来，假设道德风险客观存在时，管理层所具备的真实才能及其才能的具体发挥便具有下述关系：
第一节金融结构对资本配置效率影响的实证综述
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对于金融体系基本功能发挥的效应有着不同程度上的影响，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对于金融体系都有着重要的作用。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在动员储蓄、配置资金和分散风险方面的机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是现代金融体系的主要制度安排,经济金融学家就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的金融结构优劣进行了长达一个世纪的辩论，如果证明一种金融结构比另一种金融结构更能促进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进而有助于经济增长，那么将会给决策者提供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Allen 和Gale（1999），Gerschenkron（1962），Stiglitz（1985），Beck 和Levine（2001）La Porta et al. (2002) 以及Stulz（2002）等学者都就此问题做出理论层面的探索，至今仍无法得出统一的结论。在实证研究方面，Weinstein and Yafeh（1998）的研究将以英美为代表的直接融资体系与日德为代表的间接融资体系进行比较分析，得出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影响的结论。Beck and Levine（2002）利用42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发现无论是银行主导型还是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都无法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变产生显著的影响，即得出金融结构对资本配置效率无解释力的结论。也有学者指出（Luintel and Khan,2002），这种多国回归的方法忽略了不同国家的异质性问题，所以得出的结论并不符合国别层面的经验证据。Arestis （2001）利用六个发展中国家的异质性动态面板回归检验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结果显示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
结构视角的资本配置效率主要是指在社会资本总量不变的前提之下，在利润的驱使下货币资本在各产业和各个企业之间形成的一种高效率的流动，从而使得资本配置的效益得到提高，以及让企业收获具有更高成长性的产业和部门。
第三节兼论影响金融结构变迁的因素
很多学者以不同的金融制度安排特性为出发点，对于金融结构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来进行分析。例如，林毅夫（2009）认为关于以上问题的研究是与金融结构变迁的决定机制的研究是分不开的，两者需要结合起来研究才能够得出满意的答案。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制度环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金融市场的管制程度、市场机制的发育程度等因素直接影响着一国金融结构的形成与发展。
一、历史社会背景
在历史的发展进程当中，各个发达国家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这些发展轨迹直接影响着各个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在宏观的角度上，可以概括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以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另一类是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资本市场处于支配地位的直接融资体系。 由于都遭受到了政府管制、战争破坏与独裁统治等因素的影响，德国的金融体系的发展与其他欧洲大陆国家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二战后，饱受战争之苦的民众中富裕家庭所剩无几，国家为了能够迅速的恢复经济，筹集资金的重担自然就落到了银行和政府的肩上，这种局面就奠定了其金融系统的基本结构。日本在二战后也面临着同样的境况，日本在金融体系恢复方面制定了相应的目标，以优先发展基础产业设施和重化工业及出口部门作为发展的重点。日本把融资的结构的主导转变为间接融资，并将这种新的融资结构进行发展，从而更好的适应了经济发展战略及政策的要求，这一举措保障了重点产业有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为设施建设和制造业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现代金融发展角度来看，日本当时的选择是最为理想的选择，这种金融结构在当时使得日本迅速的复苏了经济并在战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相对于日本，美国的情况就显得有些复杂，一直以来，美国的银行业受到过分严格的政府管制，从而导致美国的银行业缺乏效率。由于美国银行体系存在诸多缺陷，资本市场在此时应运而生，并且帮助美国迅速发展了起来，资本市场可以说是经济本身的一种应激反应。 二、政府干预程度
在战争之后，日本政府提出了赶超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当时的日本就要尽快恢复经济，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自由化。此外，为了确保经济的持续增长还要不断的扩大投资。在20世纪50年代，韩国也开始寄希望于利用金融体系来从发展中国家的队伍中脱离。为实现这一目标，两个国家都采用了大力促进间接金融的发展战略，逐渐形成以国家为主导，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的金融格局。而美国从1937年开始工业化进程，在20世纪初全面完成了工业革命，美国无须像后发国家那样面临追赶发达国家的任务，也无须利用金融体系来带动工商业发展，所以相对于其他国家对于金融体系干预相对较少，美国的金融发展类型是属于自然演进的。 三、实体经济发展水平
金融结构的关联词组为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和金融结构存在着一种需求与供给的关系。实体经济对于金融结构提出需求，而金融结构对实体经济来提供供给。然而实体经济对于景荣结构的需求也是不尽相同的，这是由于实体经济存在着不同的发展阶段。换句话说就是景荣结构与经济结构需要互相适应来达到一个发展的要求（林毅夫，2009）。金融结构要与实体经济相适应，这样金融体系在动员储蓄、配置资金和分散风险方面的功能才能够得以发挥出了，这样社会经济活动中金融需求的满足度才能够得以提高，才能够使得产业结构得到升级，从而促进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
战后日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金融体系是由国家主导的间接金融体系。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日本的经济发展目标变得更加的多元化，原本的金融体系在新的环境当中不再适用，尤其是其金融部门在自由化过程中滞后于环境变化的缺乏风险管理意识的决策模式，使得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脱序，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泡沫经济逐渐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日本的经济在增长方面出现了低谷。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美国的实体经济的资本利润率开始下降，为攫取更高利润，资本开始从实体经济部门流向金融领域，这一现象使得金融资本急剧膨胀，实体经济也逐渐的“空心化”，虚拟经济和服务业的产值占GDP从1950年到2010年由11%上升至的88%。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美国金融体系大量的杠杆化操作、金融创新泛滥和社会无节制的举债消费，导致了2008年一场波及全球、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
四、法律制度及文化传统
虽然日本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是以美国为蓝本，但是作为后进的东方国家和习惯于接受严格控制管理的东方民族，日本充分发挥及运用了自身的特点。在实际的调查研究结果中显示，银行贷款和商业信用在日本企业金融来源中占的比例明显偏高，然而股票和债券在日本企业金融来源中占的比例相对较低，日本的体系与德国很相似，但日本与德国也不是完全相同的，两国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政府主动进行价格管理分配资源，而德国政府通过市场操作追求整体目的。在德国的民法体系中，德国的资本市场的发育相对不及投资者保护比较好的普通法体系国家。韩国和日本也存在着不同之处，在韩国的企业中非国有企业和家族企业占了大多数，其中非国有企业拥有清晰的私有产权。韩国的小股东较为的分散，而且资本市场不健全，在这种大背景之下，韩国的银行主要由较大的家族企业控制，控股结构主要为金字塔结构，家族的底层为银行和上市公司，小股民和债权人在关联交易的过程中被不断的剥削。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韩国与日本同样采取了政府干预型的金融发展战略，而直接融资在韩国的重要性较日本要高。
综述所述，不同国家金融结构的变迁过程由于起始时间、政府的干预程度以及经济金融环境的不同而各具特点。因此无法对是否存在最佳的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比例关系、政府应在多大程度上推动或抑制金融结构变迁的进程，在诸如此类问题上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统一的标准和尺度，只能依据一国的发展起点、经济金融环境、民族特质、法律制度、历史社会背景等多方面的特点而定。
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一个新的发展动向，近年来的金融全球化进程推动了各国金融体系趋于协调一致。近年来德国和日本的金融市场发展势头迅猛，两国为应对发展的需要，直接融资的比重开始逐渐的加大，作为经济发展大国的美国，也开始放松对于银行业的管制。以上的转变说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国际金融竞争的危机，因此每个国家都在不断的从其他的国家身上汲取优势来使得本国的金融体系更加的强大。 3462
一、 我国常见的融资形式及分类
从一般的角度来说，出资方、资金需求方与金融机构是构成经济活动中的融资活动的三个主要的部分。图5-1准确的体现出了三方之间的关系。
我国目前主要的融资方式或者融资工具可以被广义地划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大类，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界定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 首先要对于债权、债务是否转移进行考虑。在通常的金融活动当中，金融机构提供的中介服务是否涉及资金债权、债务向金融机构自身的转移，若存在以上的转移，那么这项金融活动就属于间接融资的范畴，若不存在则属于直接融资；其次，资金的融出方是否需要自己承担金融风险，若需要则被界定为直接融资，否则被认为是间接融资。
根据上述界定标准，下面来对我国的融资方式来进行分类： 从融资方的视角出发，直接融资有很多的方式：企业发行的本外币债券、中央政府发行的本外币国债、金融机构发放委托贷款、股份制企业公开发行股票和企业之间的票据转让、金融机构的委托投资等。间接融资主要是通过金融机构来进行的，以同样的视角来看，间接融资形式包括以下几种：证券公司的投资与贷款、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保险公司的投资与贷款、信托投资公司发放信托贷款、金融机构持有有价证券及其投资、企业票据贴现等形式。
二、我国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基本状况
社会融资规模几乎涵盖了整个的金融体系，主要是指在一段时间之内，实体经济通过金融体系获取的全部资金总额，能更好地反映实体经济的融资的一个规模。最近几年，我国实体经济的融资渠道和金融产品的发展方向变得多样化以及创新的理念也在不断的加深。随着这种经济的发展，社会融资规模的总量与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社会融资规模的标准是很多的，这些标准能够准确反映出金融机构提供的间接的融资情；另一方面也能够反映出通过发行企业债券和股票获得的直接融资的情况。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基于我国社会融资规模的十个子项指标数据进行统计，以此来考察我国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基本状况。在我国直接融资方式主要有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筹资和企业债券融资、金融机构发放的委托贷款；间接融资形式有：金融机构人民币和外币各项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以及其他项目。
从2002年开始，我国社会融资规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的扩大，金融市场也开始走向多元发展的道路，市场融资体系逐渐的完整。根据表5-1的测算结果，2002年末我国全社会金融总量为20112亿元，2013年末达到173168亿元，增长761%，其中直接融资增长393%，间接融资增长5387%，直接融资增长的速度明显要快于间接融资的增速。综上所述，我国金融体系中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特点如下：
一是以银行信贷为代表的间接融资依然占主导地位，但在社会融资规模中占比呈下降趋势。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