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学教材重点(《中国文学史》袁行霈版)

李梦阳的创作:李梦阳所作七言古诗雄浑悲壮,如《石将军战场歌》,结构紧凑,音调雄壮,气象阔大。七言律诗也不乏佳作,以气象高古、意象开阔取胜,表现出一种崇高美。如《秋望》,意境苍凉。

何景明的创作:长于七律,虽然同样学杜甫,但与李梦阳追求的雄浑格调不同,何诗风格俊逸,兴象闲雅。

※ 李何之争:

①关于“法”的论争:“法”,即作文写诗之法。

李梦阳的“法”是古人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的具体方法,是创作诗文应该遵循的原则个规矩。他认为,要想作某种诗歌就必须遵守其法则,不然就不是这种诗歌了。因此他批评何诗“有乖于先法”。但李梦阳的这种句法讲求影响到了情感和意义的表达,过分模拟前人的字法、句法和篇法也难免有剽窃之嫌。

何景明的“法”则是“取境”之法,也就是诗歌中会意造象的方法。他主张象与意的统一,他的法侧重于对作者意的表达,是用而不是体。他主张学习古诗的精神情意,研究古人的心法,在精神意气上接近古人,而不是在语言篇章所表现的形体上模仿古人。何景明还认为字句、篇章之法会束缚和阻碍诗歌创作。

②对诗歌体貌追求的不同:“俊亮”与“柔淡”

李梦阳认为何景明诗歌过于俊亮,缺少温柔淡薄的思致,徒有宛亮的调子,而没有沉着雄丽的作风。也就是说,何景明的诗歌根本没有古诗的格调。

何景明则认为李梦阳的诗歌是古人的影子,并指责了李梦阳在实际创作中所表现出的变了形的“柔淡诸意”。何景明认为,作者的命意和铺词不同而形成不同的风格是合理的,因此他的响亮之格也是合理的。他主张风格多样化。

③影响:这次争论充分暴露了李、何所继承和发展的“格调说”的先天不足和自身的理论缺陷,同时也暴露了他们对古诗传统认识上的粗糙和缺陷。他们的复古运动对于改变当时的台阁文风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他们的理论主张也存在着很大的隐患。李梦阳的复古理论和实践容易使人走向拟古的文风,故而主体性情的抒发会受到严重的阻碍。而何景明主张自开堂奥,这使得其诗歌体貌与古诗越来越远,劣者会流于杂乱和琐屑,故而学诗者不知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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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唐寅和吴中四才子

吴中诗派(六朝诗风)

代表人物:唐寅、文徵明,追慕六朝诗风。

⑴唐寅:诗歌间或有元稹、白居易的浅俗率易,前期诗是六朝诗风,词藻缛丽,格调绮靡;后期诗则率意而作,自然清新,如《桃花庵歌》。

思想心态:①达观;②对商业的肯定:③适志是他的人生追求: 特点:①如乞儿唱莲花落,具有通俗浅俚的特点,如《一年歌》;

②对世态炎凉的揭露,如《席上答王履吉》,“面前斟酒酒未寒,面未变时心已变”;

③对个人闲适心态的表现,如《桃花庵歌》; ④推崇李白,以李白自许,如《把酒对月歌》。

⑵文徵明:诗歌受宋诗影响很大,颇有闲庭信步的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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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其他诗歌流派

(一)六朝初唐诗风(反对“前七子”)

正德末嘉靖初,六朝初唐诗风的兴起,反对“前七子”复古运动。

杨慎:李东阳的学生。他认为:①六朝诗歌所承载的传统并非“绮丽不足珍”;②“前七子”复古运动中的摹拟抄袭、蹈袭剽窃之风盛行。因此杨慎试图廓清诗坛的陋习。他的近体诗,既有六朝诗歌的绮靡,又能兼备乐府诗的古澹,与李梦阳等人极力追求的雄健刚劲有明显不同。 (二)中唐诗风(救六朝初唐诗风之弊)

嘉靖前期的另一股风气是学习中唐诗歌,皇甫汸、皇甫涍等人有感于六朝初唐诗风的“弱靡不振”,则效法中唐钱起、刘长卿等人。他们擅长五律,境界上清新幽远,兴象玲珑。 (三)性气诗派(反对“前七子”,追求“理趣”)

因“前七子”提倡复古,流于模拟,只关注诗的气象境界,不关注是否载道。因此正德、嘉靖年间的一批理学家主张承袭邵雍以来理学诗人“诗以明道”、“吟咏性情”的传统,作诗强调“理趣”。 ----------------------------------------------------------------------------------------------------------------------

第六节、唐宋派与归有光

唐宋派(师唐宋文)

嘉靖年间,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代表了另一文学复古流派,即唐宋派。他们将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师法秦汉作为自己反拨的对象,舍秦汉古文而以唐宋古文为取法对象,师法“唐宋八大家”,尤其推崇欧阳修和曾巩,影响了科举文风。

创作主张:唐宋派强调文以明道,王慎中与明初文人宋濂等“以道为文”的文道一元论思想脉络相通,而唐顺之论及文章的“本色”,他也强调文章之“法”,但又主张作文不要专注于“绳墨布置”的形式化,应该重在表现作家胸臆。不过,“本色论”也包含着唐顺之文以明道的精神实质,他认为直抒胸臆的前提是要“洗涤心源”,加强自身道德涵养,遵循儒家修身养德、端正人心的道德完善原则。因此,在重视文以明道这一点上,王、唐二人态度相同。

实际创作:尽管如此,唐宋派的创作中一些较为成功的作品却不是那些“以道为文”、发明“圣贤之旨”的文章,而是富有文学意味的无关理道的感怀纪事之作,如唐顺之的《任光禄竹溪记》,夹叙夹议,层次分明,布局精巧。

弊病:唐宋派立足“法”、“理”两个层面,但或因为过于强调“理”的色彩而由文入道,或因为缺乏对“法”的把握而落入模拟剽窃的恶习。唐宋派过于强调文章的载道功能,出现“惮于修辞,理胜相掩”的情形。

归有光:既推崇司马迁,又尊尚唐宋诸家,反对后七子复古之举,主要还是对“琢句为工”的模拟风气难以容忍,而不是针对取法对象。归有光的散文长处在于捕捉日常生活中一些平凡琐事及普通任务,把生活琐事引入到载道的古文中来,使古文更密切地联系生活。状情摹态,细心刻画,善于抒情,纡徐平淡,亲切动人,寄寓作者真实的生活感受,富有感情色彩,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表,读来使人感到真切生动,如《项脊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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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王世贞与后七子

嘉靖年间,李攀龙、王世贞等人再次提倡复古,主要以盛唐诗尤其是杜诗作为典范,因而在七律一体上用力甚多。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承接李梦阳等前七子的文学思想,同时在学古过程中特别对法度格调的讲究更趋于强化和具体化,王世贞进一步结合才思来谈格调,还主张诗与文的创作都要重视“法”的准则,在语词、句法、结构上都有具体的讲究。同时王世贞也重视作家的思想感情在创作中的主导作用。晚年时王世贞反省格调说的流变时,将主格调者分为两种:①“先有他人而后有我”的“用于格者”;②在确立自我基础上学习古人的“用格者”,从而提出了“有真我而后有真诗”的主张。

值得注意的是,后七子的有些论点也是针对当时以王慎中、唐顺之代表的唐宋派文人而提出的,批评其“惮于修辞,理胜相掩”,表达了反对重理轻辞的文学态度。

弊病:与前七子类似,后七子也过分注重对古体的揣度模拟,难脱蹈袭的窠臼。 创作:

⑴李攀龙的古乐府以及古体诗大多有明显的临摹痕迹,而他的七律七绝被人称作“高华矜贵,脱弃凡庸”,但拘于模拟,存在雷同的弊病,七律一体用词重复。

李攀龙论文,严守复古藩篱。王世贞称他“无一语作汉以后语,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追求文辞的古雅是李攀龙文章的特色。

⑵王世贞作品数量极多,文学影响也远远高出后七子中其他人。在他的作品中仍可见拟古的习气,如意象格调的重复,但与李攀龙等人相比,他的一些拟古之作显得更加锻炼精纯、气势雄厚,乐府及古体诗更是如此。王世贞的绝句中也有一些清新隽永之作。

王世贞的理论主张较李攀龙圆通,他提出“师匠宜高,捃拾宜博”的主张,更具包容性,并致力于调和格调与才情、意与法等对立的概念。在古文创作上,王世贞以“博综典籍,谙习掌故”自具特色。

“一师心匠”说:王世贞认为李梦阳的“尺寸古法”过于局促,因此提出了“一师心匠”的理论主张。这是一种比较灵活的师古方法,即大量阅读古人,主要是先秦两汉人的作品,求其融会贯通,渐渍于心,在写作时则不必存有模拟某家某作之意,而“一师心匠”,信笔写去,写出自己的“意”与“境”。这样的文章,意境是自己的,格调却很高古,暗与古人相合。王世贞这一观点与何景明所说“富于材积,领会神情,临景结构,不仿形迹”大致相同,但具体化了。此所谓“一师心匠”是建立在师古论基础上的,是师古论比较灵活的一种表现,它与反对复古论者所提倡的“独抒性灵”、“师心自任”有相当大的区别。

第三章、明代后期的散文

第一节、徐渭和李贽

一、徐渭

徐渭的文艺创作所涉及的领域很广,但它们共同的特征是:艺术上绝不依傍他人,喜好独创一格,具有强烈的个性,风格豪迈而放逸,而且常常表现出对民间文学的爱好。 诗歌成就:

徐渭对前后七子的模拟蹈袭之风深致不满,并作了尖锐的批评。他自己的诗歌创作,注重表达个人对社会生活的实际情感,风格略近李贺,问学盛唐,并杂取南朝,出入宋元,而终不失其为自我。这个倾向为稍后主张抒发性灵的公安派所继承,对改变晚明诗风具有重要意义。徐渭的散文,以《自为墓志铭》一篇最为出色。此外许多尺牍也很有特色,泼辣机智,幽默多趣,文风远启金圣叹一流,但总的来说,成就不及诗歌。

二、李贽

思想主张:抨击伪道学,以“异端”自居。他肯定人的生活欲望的合理性,还强调人的个性与自身价值,否定了传统思想权威至高无上的偶像地位。这些重视个性与肯定人欲的意见,激进尖锐,对晚明社会反抗传统价值体系起着启蒙作用。

文学观念:李贽的文学观念也包含离经叛道的因素,他提出“童心说”,将一切“出于童心”的文章都视作“天下之至文”,认为文章应该是作者本然的情感和欲望的真实表现。要保持“童心”,去假存真,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对公安派“性灵说”有启示作用。

创作:和文学观念相一致,李贽的作品也显得论点鲜明,立意奇特,直写自己对生活独到的见解。以议论性散文为主,虽讲道理却有感人的艺术力量,其关键就在于议论中常伴有生动鲜明的形象性,对当时伪道学家这群类型形象的刻画颇有特色。他抨击假道学的虚伪面目,直率辛辣,锋芒毕露。 -------------------------------------------------------------------------------

第二节、公安派与竟陵派

一、公安派

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他们反对的是以剿袭为复古的流弊。公安派的核心理论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思想渊源来自李贽“童心说”。袁宏道作诗在风格上近于白居易、苏轼。 形成原因:①文学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

②有着深刻的思想发展的背景;

③在文学思想上有着鲜明的主张,体现为“代有升降,文有古今”的文学发展观 和“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本体论。

主要理论:

⑴识时通变的文学发展观

强调“变”是公安派批评复古模拟文学思潮的理论基础

①“变”是文学发展的必然。公安派否定复古思潮所宣扬的“文以代降”的观点,而主张“代有升降,文有古今”,认为“变”是推动文学发展的条件,也是文学创作自身的必然要求,常变常新是文学发展的根本规律。

②扣准“时”与“变”的关系,主张“世道既变,文亦因之”,强调文学之变与时代之变、人物事态之变、语言文字之变的密切联系,进而论证了“变”不仅是文学发展的必然,也是时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一代诗文创作自有一代之法。

⑵独抒性灵的文学创作论

①主张“师心”以对抗拟古。公安派认为复古派所标举的文章之“法”正是扼杀文学创作的桎梏与枷锁,他们相信在文学创作上无任何格套可言,评判文学作品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师心者为优,模拟法古者为劣。因此袁宏道主张打破一切格套,不受任何成法的束缚,自由地表现作家作品的个性风格,提倡独创精神。

②强调“任真”以表现人性的真情实感。公安派认为,只有师真心之所得,发真心之所感才是真诗文。具体来看,“真”包括三方面:保持真而不伪的情怀,具有真知灼见和抒发真情实感。

⑶以趣论文的艺术审美思想

公安派提倡的“趣”是一种审美感受,一种艺术审美效果,主要包括:

①不刻意、不做作、任心任性的性灵之趣、自然之趣,反抗“理”对作家思想、性灵的束缚。 ②在“趣”的基础上提出了“淡”的概念,是说诗文创作不依傍前人,应该是独抒性灵的产物,是自然之“趣”的表现,是文学创作的“真性灵”,也是事物的本色美、自然美。只有不雕琢修饰、堆砌辞藻,不刻意做作、故作高深,才能走向趣和淡的境界。

局限性:公安派过分强调“真”和“趣”,容易忽视文学继承性与创作严肃性,导致逃避现实与追求庸俗情趣的倾向,在文坛形成了俚俗的风气。他们以性灵取代法度、格调,在打破诗坛模拟风气同时也破坏了诗的文体规范。

①过于推崇性灵,以致鄙俗;

②语言不讲究雕琢,太浅薄,无诗意,无回味; ③过于强调个人,忽略民间疾苦,不关注民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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