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

历史和世界,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想象中,都是枝蔓丛生,芜杂不齐。神话用有一种统一的眼光对它们加以剪裁,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完整的故事才有明确的意义;或不如说,意义赋予完整性。……作为一个从开天辟地至今的完整故事,神话开始了对世界的统一解释。……

在很多神话中,我们都能看到以人体为核心的微观宇宙和天地大宇宙的系统对应,肉体和泥土对应、骨骼和石头对应、毛发和草木对应、呼吸和风对应。这些对应是感应认知的反映,现在在神话系统中组织起来,成为对世界做出统一解释的典型方式。

(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26页)

神话解释的另一个特征是把原因指派给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一种生物。关于月食和日食的解释是一个典型。人不是世界和生活的主宰,有一种更高的力量,会给人带来福和祸,让人敬重、让人惧怕。而且人虽然可以通过各种办法来取悦这些力量,但归根到底无法控制这些力量。远古时候,初民就有形形色色的超自然信仰,例如对自然力神的信仰,萨满信仰。但神话不仅仅是这类信仰。神话是对信仰的明确而系统的表述,各种原本也许有内在联系的也许是零星的信仰在神话中形成了一个融贯的体系。

神话可以视作信史和整体理论解释的前奏。理知时代兴起的种种理论形态,作为对世界的整体解释,作为宏大叙事,是神话的一种反对,也是一种延续。这些理论形态不同于神话的主要之点在于,推理越来越多地取代了想象。宏大叙事必然包含不曾经验到甚至无法检验的环节,神话用想象补足这些环节,理论则通过推理来补足。

(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27页)

几年前,我为小学三年级语文教材《盘古开天地》做过一个教学设计,

其中有这样的话:

读神话至少应该把握两个视角。 第一个:现代人的视角。

神话是人类童年甚至幼年时期的口头创作,而我们是现代人,人类早

就脱离童稚时代了,科学已经很发达,关于宇宙万物的起源,我们已经有了更合理的解释,大可不必再相信神话。就好比一个成年人,看见小孩把大拇指放在嘴里,吃得很香,成年人故可以认定此举赏心悦目,但是不必模仿之。

第二个:子孙的视角。

然而神话虽然幼稚,作者却是我们的祖先。我们面对神话,好像看到

自己祖宗光屁股的照片一样,当有敬仰之情。我们的祖先当年虽然不懂科学,但是他们的终极关怀,他们的探索精神,他们解释世界的宏大视野,他们奇特瑰丽的想象,却永远具有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没有神话,哪来的科学?神话不就是科学的前身吗?

这两种视角都要求我们跳出神话看神话。(2006-11-14)

可以看出,我没有认识到神话的两个基本特点:整体性,用想象权代

推理。我没有搞清神话在人类认识史中的确切位置。

所以我读了陈嘉映上述文字,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这些东西当然无须原封告诉小学三年级的孩子,但是,教师视野不同,

认识问题的深度不同,说出话来肯定色彩不同,而正是这些不同的色彩,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09,10,8)

(8)历史地、全面地看待迷信

启蒙时代,人们觉得自己最聪明,从前的人不免糊涂愚昧。然而到了后启蒙时代,思想家变得比较谨慎,留心不要把历史上存在过的东西简单地宣判为一种错误,存在必具有某种合理性。这一基本态度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最系统的阐释。

(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28页)

……实际上,人类,原始人,的确没有因为有了迷信就不适合生存,他们在生存竞争中还是大大占了上风,甚至最后统治了地球。

(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28页)

……列维—布留尔等人主张以巫术为代表的感应思维是科学的前身,是原始科学,而马林诺夫斯基则认为巫术只是初民思维的一个方面,初民另有其科学、知识、技术,和现代科学技术原则上没有什么两样。初民的“原始科学”才是后世科学技术的前身。

马林诺夫斯基指出,迷信不可能无往不在,因为原始人像我们一样,他们要生火,盖房子,烧瓦罐,要捕鱼,要抓野兽,要种地,要治病疗伤,在这些活动中,他们依靠的是科学和技术。水手们有航海的知识,战士有作战的知识,农人了解土质、种子、节气。如果他们成天在那儿算卦占卜祈雨跳大神,这个物种早就灭绝了。据马林诺夫斯基考察,实际上初民只在一些特定的事情上才大量使用巫术。在什么事情上呢?那些反正你拿它没有办法的事情。……在知识和技能束手无策的地方,就发生了巫术活动。巫术应用最广泛的地方,就是疾病。即使今天的理性人,一旦自己或亲人得了不治之症,就很容易相信各种没有科学根据的古怪疗法。

不管理性多有能耐,人类生活中总有一片广大的领域,在那里理性没有用武之地。

(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28页)

……巫术并不只是无可奈何的消极的活动,巫术以及其他类似仪式在进行社会组织、社会动员等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

的确,我们现在的很多文化活动、政治组织仍然大量采用类似巫术的仪式、程序。

(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30页)

凡是存在的东西,都具有某种合理性,这种思想非常重要。我们常常见到教师对学生的某些行为目瞪口呆,感觉不可思议,愚蠢透顶,往往是因为教师缺乏一种“存在即有其合理性”的科学态度。

比如厌学,这是教师最讨厌的事情。然而细想起来,厌学对于有些学生,有某种保护作用,他们如果不厌学,不逃避学习,会崩溃的。我曾经分析过一些这样的案例。我不是支持厌学,我是说,我们一定要具体分析某个学生为何厌学,如何厌学,厌学对他具体起了什么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减少厌学。现在很多教师只是生硬盲目地与厌学对着干,其实这样反而会助长厌学之风。

近代以来,科举制度大受诟病。确实,科举制度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精神的解放阻碍极大,但是,在控制读书人、消耗文人精力、创造某种社会公平、增加社会稳定程度、防止官僚僵化等方面,它却有非常大的作用。科举制度实在是一种极其聪明的制度。今天的应试主义,也有类似的作用,看不到这些,空喊“素质教育”是没有用的。

再比如古时候的县官断案,今日看来是非常可笑的。但是在古代社会,县官兼法官,却可以节约大量社会资源,老百姓少养活一些官。不管你有罪没罪到大堂先杀杀你的威风,这在我们现在看来完全没有道理,简直是欺负人,可是在古代,这就能形成“尽量少打官司”的风气,对节约社会成本也有好处。所以古代的诉讼案件,有一大部分是在乡间由当地乡绅调节解决的。这种办法也未必没有优点。现在,一打官司就请律师,成了商业活动,老百姓怎么花得起钱?有位朋友对我说,西方民主制度是最烧钱的制度,我想他说得有道理。把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一半,它的民主恐怕就端不起现在的架子了。

越说越远了。总而言之,世界上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所以不要轻易做绝对正确或完全错误的结论。我在网上常常见到有一些论者,听他说话的口气显然是只有自己最聪明,别人都很愚昧,而要走出愚昧的唯一办法是倾听他的教导。他们给人的感觉是轻浮。他们可能也抓住了一些道理,摸到了一支象腿,然而错把它当成真理的全部了。愚以为很多唱“人文精神”高调的人,都属这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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