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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粑,没有盐味,来自中国汉区的盐稀缺又贵。荞麦粑厚而圆,常常与土豆混合。这个地区土豆处处都有,肯定是从中国汉区引进,因为它仍然按汉语的称呼而没有罗罗名。根据家庭富裕情况,罗罗的荞麦粑或加上米饭,煮土豆或者是在火塘的灰烬里烧熟的土豆,有时也加上肉类,也用麦子做粑粑或者糊糊。没有蔬菜,甚至没有四季豆。我们发现他们从不用牛奶,这是一个独特的民族,他们有大群的牛羊,比之耕作民族,罗罗更具有游牧民族的特点,但他们在饭食中不用牛奶。“你们吃什么呢?”所有的接待我们的罗罗男女都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我知道他们急于想知道。他们给我们准备的日常食物有土豆,米饭,鸡蛋,母鸡和肉类,非常丰盛。

第二天整天下雨,我们只好呆在家里。王子府第的人们开始来看我们。小王子也在中间,他给我们带来一只野山雉,我们和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孩子很快就亲密起来。他在他的汉人居住区的舅舅家和雷波坪(LeiPoting)的堂兄家待过一些日子,他学了一点汉语,因此他能与我们交谈,还给我们做翻译。在这个独立于世的罗罗人地区,他是第一个我们碰见的可以说汉语的人。至于那些原籍汉区的奴隶,他们的主人想知道他们说的什么,因此被绝对严格地禁止讲中国话。 在罗罗地区的最后一个阶段

现在我们又上路了,在罗罗王子的管家和家丁的陪同下,我们走的是一条更好的路。我们相信将会更易于翻过夏玛雪山,来到山脚下的扬子江。实际上,第一段路是一条坡度缓和的河谷,因此比较容易。我们晚上留宿在一个家丁的家里。出发之前,我们的两个平底大口杯被人偷走了。我在此提到这件事情是因为这是唯一的一次被盗,无论是在罗罗地区还是在汉人地区。我们检点财物时,总是有人围着我们,我们不能样样小心。

第二天我们毫不费力地从3500米高度的峡口翻过主要的山峰。满山的杜鹃花,还有草莓。冒着雪花,我们采摘品味了已熟的草莓。在一个杉树林中,留有火灾过后的残留树枝。我们只有沿着山路下山,一条布满村寨的绿色大河谷横在我们眼前,我们将随它一直下到扬子江。非常遗憾,当我们从1300米高度的山顶下到河谷时,向导要我们重又登上一条陡直的小路。河谷在雪山映照下,不久就变得模糊不清了。

我们登上一个难以想象的山峦,甚至得靠手帮助攀登。山上的雾很大,有时简直难于辨认山影。我们骑的马非常灵巧,只需勒马而行。罗罗人非常轻松,时常把我们带到一个令人惊异的地点,但是高山上稀薄的空气令我们呼吸困难,山峰的尖顶变得模糊不清。罗罗人的风度真好,上山轻捷而愉快,还要负载我们的行李。他们时时提醒我们,如果下山迟了,晚上我们将会被冰冻在高山密林里。

就这样一路上群山环绕,绵延起伏,山路忽上忽下。我们登上3000米高的山顶,然后必须再下行400米,然后第三次重又登上同样的高度。在到达住所之前,我们已经疲惫不堪。第二天的行程也是如此,我们到了一个人口密集的大河谷,又重新爬上山顶。大雾继续云集在我们周围,我们看不清四周的景物,行进困难。我们下到河谷尽头垂直的裂谷旁,攀登陡峭的山岩,我们感觉像是在一个巨人的神秘的要塞中穿行。这儿如同罗罗人独立的寨子,它的白色的岩石没有被污染,在云彩映照之下,如同一座辉煌的楼阁。我们用手攀行,在一个树林里,大雾和雪聚落在我们身边。但是景色却美不胜收,常常令我们大声欢呼。在我们周围和头顶上,到处是美丽的杜鹃花,与白雪辉映,如同火花闪耀。在我们的头顶上,巨大的杜鹃花高约十多米,白色和艳丽的红色花朵怒放。矮小的杜鹃花也在炫耀它的花儿,花丛大约五米高,枝叶繁盛。鲜花漫山遍野怒放,翩翩翻飞的蝴蝶在花丛中采蜜,这样的美景令我们恍若梦中,甚至怀疑并非是现实中的情形。树枝一般的花茎,雪中绽放的鲜花 ,这种富有装饰效果的美景出现在一个尚称原始地区的山峰之上。看着这一切,真令人神清气爽。 在这个花丛与白雪交相辉映的山林里行走约莫20分钟以后,我们走出了这个神奇的地方,但是我们的眼底和心里仍然充满了刚才所见的奇妙风景。我们不会忘记,罗罗人生活的家园

既可畏,又令人非常愉快。这儿的自然环境如同无价之宝,白雪覆盖的山峰中仍有鲜花开放。 第二天我们继续下山,已经面对云南的山峰。在一个河谷Oukoulokio里,住着一个小土司王子,他是夏玛的侄子和属从。我们准备好一份礼物给他,因而顺利通行。这儿的人面貌与罗罗人不一样,我们又看见了曾经在大新昌(TaHin-Tchang)看到的同样面孔。我们收留了几个从汉区逃出来的汉人和几个罗罗人,边界线是一些盗匪藏身的巢穴。

这儿的景观依然非常独特!河谷仍有2000多米高;云南的山崖有2-3公里长;然而我们知道,在它们之间是扬子江。一条芦苇丛生的支流在一个有700米高度的地方静静地流淌,远看好似一条镶着黄边的白色缎带,这就是我们要下山的地方。那条支流将汇成一条千米高的瀑布倾泻而下,这是一种大江流淌形成的一种更奇特的河流现象。至于那些小的支流,它们没有力量形成河床流向比它们高很多的邻居支流,因此汇合那些从山岩中流下的瀑布最终流向大江。

在这样的自然环境里,人类将怎样呢?他们不愿意被这些裂谷所吞没。如果是罗罗人,他们唯一的方法是从陡峭的岩壁垂直下山。但是很遗憾,我们是可怜的欧洲人,下山不灵巧。我们翻越山岭得鼓起最大的勇气用手攀行。我们同行的朋友全身带着武装,懂得这样的旅行会给我们带来困难,因此尽可能地给我们帮助。

在河流上方约700-800米处,在两条河流之间,分布着一些古老的小块平原,平原土地肥沃,布满村寨,人口稠密。站在这块平原上,可以俯瞰那条长长的河谷,原野以及村寨尽收眼底,这将是我们在这个与外界隔离的地区旅行的最后一站。在这个地区,我们第一次看见一个年轻的罗罗男子,坐在自家的门前在抄写一本古老的书——他家的家谱。这令我们大为惊异,他给我们念了几行。我们因此得悉所有的罗罗贵族,甚至社会地位较高的百姓,都愿意写他们的家谱。他们在家谱上续写或者登录关于他们家庭的新成员的姓名,他们的婚姻以及主要的事件。为了向我们证明他们写家谱的习俗,好些罗罗人去找出他们家的家谱给我们看。不言而喻,对他们来说,这是证明他们是贵族家庭的重要材料,因此不能给别人。但是那个年轻男子却愿意把他抄写的家谱给我们,他可以再抄一本。在这最后一刻,我们搜集到一本罗罗人的家谱书,真是运气!最后,我们下到了山脚来到长江岸边。长江的对岸就是汉区——我们穿越了罗罗人的家园,取得了完满的成功!

摘自Mission d‘Ollone (1906-1909), Les Derniers Barbares,?:Chine –Tibet-Mongolie, Paris, Ernest Leroux 。Ninette Boothroyd Muriel Détrie ,Le voyage en Chine pp.1394-1406, France , Robert Laffont, 2001. 《清代蜀人著述总目》正式出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丛书《清代蜀人著述总目》,2009年3月由四川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2004年重点资助项目“清代蜀人著述总目”,由四川大学图书馆研究员王晓波主持研究。项目最终成果《清代蜀人著述总目》,是王晓波任主编的一项集体研究成果。

《清代蜀人著述总目》是一部反映清代蜀人著述状况的工具书,全书共129万字,收录了清代四川省内有作者著述的州县共计141个。以地系人,兼具实用性和研究性,即既著述了清代蜀人的现存著作、版本及藏馆,单篇诗文词的数量,又著录了存佚不明的非稿本著作,可使读者及研究者通过本书能略窥清代四川各地文化水平的差异及文化发展的概貌。书后还附有“作者姓名索”、“书目索引”、“藏书单位简称全称对照说明“、“引用书目”四个附录,极便于使用者查阅。

清代文化对近现代乃至当代的四川,以及四川以外的地区都产生了较之前代更大、更直接的影响。本书的编纂出版,给研究者提供了方便的检索线索,也为巴蜀文化研究以及四川各地重修地方志作了一项基础性工作,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研究条件。

纪念徐中舒先生诞辰110周年

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行徐中舒先生是著名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在先秦史、甲骨金文、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巴蜀文化等重要科研领域,造诣极深,对中国当代史学有着深刻而重要的影响。徐中舒先生的学术思想尤其学术理论与方法是极为珍贵的学术遗产,需要当代和后来的史学家给予继承和发扬。今年适逢徐中舒先生诞辰110周年,为继承发扬徐中舒先生的学术思想,繁荣学术,“纪念徐中舒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4月17日至20日在四川大学隆重举行。会议由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以及其他学术单位协办。来自国内和海外的中国先秦史、古文字、考古学等学科近百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提交论文60余篇。与会专家学者就先秦史和古文字的问题进行了学术讨论,取得若干重要进展。

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学术研讨会召开 2009年4月24日-26日,“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学术研讨会”在河边易县清西陵宾馆召开。研讨会由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河北师范大学共同主办,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与会代表来自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提交论文40余篇。这次研讨会的最大特点,是先秦史学者与考古学者共聚一堂,就学术界所共同关注的中国古代国家与文明起源这一重大课题进行互动讨论,交流切磋。与会学者发表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对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热烈的讨论,在若干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段渝教授出席了研讨会并作《中国西南的酋邦与国家起源》报告,着重对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新发现之间的矛盾及其与文明和国家起源的通常理论之间的矛盾提出问题,引起与会学者的浓厚兴趣和关注。研讨会期间,与会代表参观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物陈列室,并对河北易县清西陵进行了学术考察。 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八十周年 专家座谈会综述

吴维羲

〔作者简介〕吴维羲,三星堆研究院,四川广汉618300。享誉中外的三星堆遗址自1929年发现以来,迄今已走过了八十春秋。为纪念三星堆发现80周年,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三星堆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八十周年庆典专家座谈会”于2009年6月27日在广汉瞿上园隆重举行。来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川大历史文化学院、四川省博物院、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成都博物院、永陵博物馆、金沙博物馆等科研、文博单位的十余位在三星堆与西南考古、巴蜀文化研究、博物馆陈列学、大遗址保护等方面有精深造诣的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回忆过往、畅叙心得、展望未来。

座谈会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研究员主持。与会专家学者就三星堆考古、研究、陈列、文保等方面进行了热烈而广泛的讨论,交流了一些重要学术信息、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与建议。现将本次座谈会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 关于即将问世的大型文物图册与三星堆遗址综合发掘报告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四川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掘成果。199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写了发掘报告《三星堆祭祀坑》,使学术界全面了解了两坑发掘资料,有力地促进了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自2005年6月开始,省考古院又启动了三星堆遗址综合发掘报告的整理、编撰工程。近年,省考古院又着手编纂大型三星堆文物图集,旨在为专业研究者和文物爱好者提供一部案头常备的高质量图集。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陈显丹研究员扼要介绍了省考古院与三星堆博物馆、三星堆研究院联合编纂的大型画册《三星堆全纪录》的内容、体例和三星堆遗址综合发掘报告的整理、编写进度。前者按类分编,收录三星堆遗址历年出土和采集的陶器、玉石器及青铜器,图文并茂,系资料翔实、可赏可鉴的精品图册,该书将作为建国60周年的献礼。后者拟收录的器物照、遗迹照、典型器物线图等均基本完成,现全力进行文字部分的工作。三星堆遗址综合发掘报告作为省考古院学术报告编纂出版计划中份量最重的一部,将于今年内付梓出版。

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副研究员对三星堆综合发掘报告作了进一步说明:报告定名《三星堆遗址发掘报告(1980~2000)》,约40~50万字,拟分上、中、下三册,内容包括三星堆遗址从1980年到2000年间凡14次、面积共8823平方米的田野发掘资料。遗址历次发掘出土陶片总数的70%已经整理、拼对、修复,报告中将发表器物线图近1万件,器物照、野外发掘照等将发表近1000张。通过整理研究,发掘者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有了新的认识和收获,一是三星堆遗址分期的上下限均有所延伸。以往不少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遗存的下限在西周早期,而此次经整理,目前已找到三星堆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向青铜时代过渡的相关材料,并发现了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中期的文化遗存。三星堆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陶器也较以往大大增加,现已将三星堆遗址上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下到春秋中期的文化遗存完整串联,树立了四川盆地考古学年代标尺,三星堆当之无愧成为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的蜀文化中心遗址。二是加深了对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的认识,1980年以来的14次发掘均发现有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其分布面积约达9平方公里,在整个四川盆地史前文化中堪称最大,该期文化在当时所居中心地位不言而喻。三是在月亮湾台地所发现的属三星堆遗址二期的筒瓦、板瓦及下水道等,揭示出该期文化之繁荣强盛,陶质建筑构件和相关设施遗迹的发现,不仅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学界关于月亮湾台地一带或系宫殿建筑遗迹区域之推测。总之,报告在对历次发掘情况进行概述的基础上,将全面公布三星堆遗址各期典型地层单位以及相应的文化遗存,使学界对三星堆遗址及文化内涵等有较全面、系统的了解。

二、 关于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未来考古工作重点及业务合作 三星堆遗址发现80年以来,四川考古学人坚持不懈地在此精勤探索,结出了累累硕果,尤其是三星堆祭祀坑的重大发现,震惊世界,被誉为“二十世纪最惊人的考古发现之一”,引发了海内外持续不退的“三星堆热”。此次参与座谈的专家学者对三星堆考古工作和成果再次给与了积极评价,并对未来发掘工作提出了建议。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林向教授认为,三星堆考古研究历八十年而硕果满枝,回顾既往,前瞻未来,特别值得肯定的有两大方面,一是经中外几代考古、历史学者的探研,雄辩地证明了三星堆是长江上游古代文明的中心,巴蜀文化中的不少问题必须由三星堆求得解决。其二是80年的三星堆考古涌现出大批考古和学术人才,考古成果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马继贤首先对三星堆遗址考古的重大成果予以高度评价,并提出,学界对于目前的三星堆遗址分期还存在不同看法,今后的发掘工作应对此加以重视,带着问题去重点解决。建议三星堆今后的发掘与研究应加强与省上其他有关研究单位的合作,精诚团结,互相配合,取长补短。 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霍巍教授认为,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三星堆青铜文化的重大发现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并且,三星堆考古工作的前后承接,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田野考古人才。80年考古历程,不乏珍贵的发掘手记等资料,这些资料对于钩沉史实颇为重要,故建议省考古院和三星堆博物馆同仁应特别注意与三星堆考古、研究等有关的学术史资料之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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