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西方二十世纪作曲技术理论与西方现代音乐是理论研究的禁区之一。随着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西方现代音乐理论逐渐被介绍到国内。如（奥）爱德华·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的译本（杨业治译）一九七八年出版后被限制在“内部发行”，一九八○年的增订版便取消了这一限制。这部著作所阐述的自律论音乐美学观，是相当一部分西方现代音乐作品及其技术理论的美学支柱。（美）彼德·斯·汉森《二十世纪音乐概论》（孟宪福译）中译本于一九八一年面世，该书按编年史体例，较全面地介绍了自德彪西、拉威尔以来西方二十世纪的音乐状况。内容相近的材料还有（美）D·G·休斯的《二十世纪的音乐》（胡其鼎译）。
散见于各种专业期刊上介绍西方现代音乐的译文也很多，重要的有：（捷）柯赫乌铁克《二十世纪作曲技术》（张洪模译），系统介绍了从本世纪初到六十年代各种现代音乐的写作技术。（美）瓦·辟斯顿《和声学》第二十九至三十二章（姚锦新译），这几章是辟氏新版（一九七八年第四版）《和声学》由马克·德佛图增补的部分，论述和声学在共性写作末期的演变。（匈）艾尔诺·兰德卫《巴托克的曲式与和声》（肖淑娴译、姚锦新校），是研究巴托克的重要文献。这些译著和译文，对介绍二十世纪作曲技术理论，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一九八○年，中央音乐学院邀请英国剑桥大学葛尔教授来北京讲授现代音乐，全国不少艺术院校作曲系师生参加了听课。通过葛尔的讲授和对讲习班学员的实际指导，对现代作曲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西方现代作曲理论著作被译成中文，如兴德米特《作曲技法》（罗忠译），莫·卡纳《当代和声》（冯覃燕、孟文涛译）等。但是，限于出版条件，多数译稿在当时只能以手工刻写或打印的方式，在各院校印发交流。同时，一些新的研究专题开始进入教学领域，如天津音乐学院许勇三、湖北艺术学院马国华、童忠良指导研究生对巴托克进行专题研究，并于一九八一年六月在天津举办“巴托克学术研讨会”，着重探讨巴托克在近现代作曲技术与民间音乐相结合的道路上所作的创造。这次会议的成果，已大部集中发表于《音乐论丛》第七辑。此外，上海音乐学院桑桐指导研究生汪成用，对西方近现代和声思维的形成和发展作了深入探讨，并取得了有意义的成果。
一九八○年，复刊后的《音乐创作》（季刊）于第三期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中国作曲家罗忠用十二音乐序列作曲法创作的声乐曲——《涉江采芙蓉》，从创作实践的角度向技术理论提出了中国当代音乐作品的研究课题。郑英烈在评介和研究十二音序列音乐的技术理论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一九八二至一九八四年，广州音乐学院学报连续发表了他9篇“序列音乐研究”论文。他还将研究成果编写成教材（《十二音序列》），在武汉音乐学院率先开设“序列音乐”课。此外，他翻译了（美）罗伯特·米德尔顿《现代对位及其和声》（孟文涛校），撰写了《十二音技法在中国音乐作品中的运用》等论文。
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六年间，和声理论研究异常活跃。这一时期公开出版了八部和声理论专著，即：桑桐《和声学专题六讲》、《和声的理论与应用》，汪成用《近现代和声思维发展概论》，黄虎威《和声写作基本知识》、《转调法》，苏夏《和声的技巧》，童忠良《近代和声的功能网》，吴式锴《和声学教程——理论与应用》（上、下册）。其
中，桑桐和吴式锴的著作，分别是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使用的教材，反映了七十至八十年代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中和声学的教学面貌。另外，湖北艺术学院编的《和声学学术报告会论文汇编》及许勇三《略论巴托克为民歌配置多声的手法》，虽属内部印行，也颇有影响。
除了专著外，这七年还涌现了一批有份量的和声论文。如：苏夏《和声民族化的历史和现状》，桑桐《多调性处理手法简介》，李一贤《概论五声性纵向复合结构》，杨通八《论和声的广义功能》，樊祖荫《近现代和声中的平行进行》，王安国《我国当代音乐作品的和声创新问题》，黄琼《六本和声学教程的比较》，王震亚《十二音序列》等。上述这些研究成果，与一九七九年提交“和声学学术报告会”的多数论文相较，表现出一些新的探索领域已开始被涉及，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一九八六年十月，由文化部主办，委托武汉音乐学院组织的“高等音乐院校和声学学术报告会”在武汉召开。这次会议，是对和声学科新发展阶段的总结。会议代表以全国九所音乐学院的和声学教师和研究生为主，其他一些艺术院校、师范院校的教师和部分文艺团体的作曲家出席了会议。
会议论文的主要内容可分为四类：
1.近现代和声研究。这方面的论文在这次会议中数量较多，是七年来（一九七九——一九八六年）和声学研究新探索的集中展示。其中《和声逻辑概论》（马国华）、《和声力学研究》（高为杰）、《和弦的数列与相位》、《和弦的定量与定值》（童忠良）、《和声音响的多维性》（蔡松琦）、《和弦结构方式简述》（杨静茂）等论文，从整体上
对近现代和声进行研究；《福特的“非调性结构论”》（杨衡展）、《基本集合对十二音的控制》（郑英烈）、《集合原型简便计算法》（罗忠）等论文，是对美国当代音乐理论家阿伦·福特“音级集合”理论的阐释和引申，表现出中国和声学界对“音级集合”理论的兴趣和重视；《论德彪西的印象主义和声》（杨通八）、《斯特拉文斯基俄罗斯时期的调式——程式和声体系》（曾理）、《论勋伯格的自由无调性和声》（姚盛昌）等文，是对二十世纪和声重要流派或代表人物和声技法的专题研究；杨路《兴德米特和声定量分析程序设计》，是运用电子计算机，对兴氏和声体系进行定量分析的程序报告。 这类论文，是中国和声理论界视野拓宽的积极成果。就论文对中国和声理论建设的作用和影响来看，马国华和高为杰的两篇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马国华的《和声逻辑概论》，是对调性音乐和无调性音乐多声结构形态的总体概括，作者认为，迄今为止的多声音乐作品，受到三种和声逻辑的支配，这三种和声逻辑是：调性逻辑，线、序、组合逻辑和音响逻辑。三种逻辑在音乐作品的时间轴上展开，并行不悖，相互补充。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作品，往往受到不同逻辑的支配。一般地说，古典作品中调性逻辑为主导，其他两种逻辑只在局部、或在初级水平上起作用；而在典型意义的现代音乐作品中，线、序、组合逻辑和音响逻辑便处于突出的地位，并常常联合起来，控制整个音乐的和声进程。在这类作品中，调性逻辑或消失隐退，或残存某些痕迹，或只有局部意义。
高为杰的《和声力学研究——论音高集合纵列的分类及和声张力效应定量化分析》，对一切可能作为和声材料的音高集合纵列（即和弦）进行单个（静态）的和声力度分析，以及对两个音高集合连接时（动态）所产生的张力效应进行测定。这一理论及其测定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