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外 唐律中规定的普通百姓的法律地位
综观唐代法律的规定，把百姓分为两等，普通百姓称为“良人”。身份低于普通百姓的人称为“贱民”。而在贱民中又分为官贱和私贱二种。官贱隶属于官府，在诸司供役，分为官奴婢，官户、工户、乐户和太常音声人等档次；私贱则“身系于主”，分为私奴婢和部曲二种。就贱民来说，其身分还可分等级。其中地位最低的是官私奴婢，唐律规定他们“不同人例”，“律比畜产”。官贱中的官户、工乐户及私贱中的部曲，地位稍高，法律规定他们“不同资产。”而奴婢则处于最下层，被看作牛马一般，所谓“奴婢贱人，律比畜产”、“奴婢既同资财，即该由主处分。”
唐律中，许多规定显示了封建贵族与普通百姓在法律地位上的巨大差别： 1）在法律上属于良贱相犯之性质的， 则其刑罚处置是良人轻而贱民重。
《斗讼律》（总320条）规定，官户、部曲殴良人， 比凡人加一等处刑，而奴婢殴良人，又比部曲殴良人再加重一等。良人殴伤别人的部曲，比凡人相殴，减一等，殴伤别人的奴婢的，又再减一等。如属于部曲与奴婢相殴的，照良人与部曲间有相犯比凡人各轻重一等的办法处罚。良人打死他人部曲的，处流三千里，打死他人奴婢的，徒三年。但是奴婢只要打良人折跌肢体或瞎一目，即处绞。
2）主奴相犯，奴要重处，主人减轻，甚至不罚。 斗讼律》（总323条）规定， 部曲奴婢错失打伤主人或骂主人就要处流刑。《贼盗律》（总254条）规定， 奴婢部曲谋杀主“谋而未行”或谋杀未成，不分首从，一律处斩。《杂律》（总414条）规定， 部曲、奴婢奸主人或奸主人之期亲，一律处绞；强奸，一律斩。但是，《斗讼律》（总322条）规定，主人打死部曲，不论情节如何， 都只处一年徒刑；故意杀死部曲的，也只加重一等，处徒一年半。部曲有过错，主人处罚至死的，“各勿论”
3）主奴相隐，主人无反、逆、叛罪，奴婢不得相告。
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 。 主人犯反、逆、叛罪，“即是不臣”，才许奴婢相告。除此之外，不能控告主人，否则，要处“绞”刑
（3）宗法原则
唐律也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全面地确立、维护和推行封建宗法制度，从而使封建宗法原则不仅成为唐律而且也是中华法系的一大特征。唐律从头至尾贯彻着“依伦常而重其刑”的宗法原则。
（a）以服制区分亲族亲疏
唐朝在法律上依丧服礼的五服作为划分亲属的范围和等级的标准，确定了一幅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多层次的宗法等级图络。丧服礼规定的服制为斩衰（三年）、齐衰（三年、杖期、不杖期、五月、三月）、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缌麻（三月）五等。唐律中却规定父与母同，祖父母与父母同、曾祖父母与高祖父母同，因而唐律将所有的直系血亲都从齐衰中分出来称为“期”，只保留了旁系的“不杖期”。五服在唐代便变成了斩衰、期、大功、小功、缌麻五等。血缘关系越近，服丧越重，反之就越轻。五服中最重为“斩衰”，即守丧三年，并穿最粗的白麻布制的丧服，不缝下摆，这是子女为父母服的丧。其次为“期”，即守丧一年，穿稍粗的麻布制的丧服，缝下摆，是孙为祖父母、夫为妻服的丧。再次是“大功”，即穿粗熟布做的丧服，服丧九个月，这是为出嫁的姑姑、姐妹、堂兄弟等服的丧。再次是“小功”，即穿稍粗的熟布做的丧服，服丧五个月，这是为伯叔祖父母、堂叔祖父母、在室的祖姑、兄弟的妻子等服的丧。五服中最轻的是“缌麻”，即用稍细的熟布做丧服，丧服三个月，这是为曾伯叔祖父母、在室曾祖姑、出嫁的祖姑、堂姑、堂兄弟的妻子等服的丧。上述五服之外的同宗亲属，遇丧则服素服，脱露左臂，尺布缠头，称为“袒免”。
（b）以五服制刑惩罚亲属相犯 在唐律中，亲属相犯时如何定罪量刑，必须考察他与对方当事人的亲等关系来决定其应受的刑罚。五服制所代表的亲属系对量刑的影响表现为一种双向加减，即按亲属服制的亲疏而递增或递减。卑犯尊则加重处罚；相反，尊犯卑则减轻处罚。《斗讼律》（总327 条）规定：“若尊长殴卑幼折伤者，缌麻减凡人一等，小功、大功递减一等；死者，绞”。即殴杀从父弟妹及从父兄之子孙者，流三千里；若以刃及故杀者，绞。也就是说，如果以凡人相殴伤徒一年为基本幅度，那么殴打缌麻关系的卑幼折其一指则减一等，即杖一百，伤害小功的卑幼，杖九十，伤害大功的卑幼，杖八十。同样，凡人相殴致死者处绞刑，但殴死从父兄弟（大功），以及从父兄之子（小功）孙（缌麻）者则流三千里。若殴杀弟妹及兄弟之子、外孙者，徒三年。
在夫妻关系中，夫妻相犯，夫轻妻重；妻妾相犯，妻轻妾重；媵妾相犯，媵轻妾重。按照封建服制，女儿出嫁后，服制也随着发生变化。原来对父母、祖父母的斩衰三年，降为齐衰一年，对夫及公婆则进为斩衰三年，而夫对妻只服齐衰一年。在家庭地位上，夫为贵，妻次之，媵又次之，妾则最低。妻子虽然在名义上地位与丈夫平列，但实际上是长幼关系。《斗讼律》（总326条）规定，妻殴夫， “徒一年”（比凡殴加重了七等）；伤重者，“加凡斗伤三等。”夫殴妾，不致折杀，无罪；折杀以上，减妻二等，即比殴凡人减四等，丈夫若杀妾者，也减杀凡人二等。《斗讼律》（总326条）规定，如媵和妾犯夫者，比妻犯夫，各加重一等。所以，媵、妾对于妻，其地位，相当于妻子对丈夫。《斗讼律》（总325条）规定，“若妻殴伤杀妾， 与夫殴伤杀妻同。”《斗讼律》（总326条）还规定，若妾犯妻者，也与妻犯夫同。 如媵妾相犯，则媵轻妾重。唐代婚姻制度中，一般人可以有妾，五品以上的官还可以有媵，媵的地位低于妻而高于妾。《斗讼律》（总326 条）规定，媵犯妻者，比妾犯妻减一等；而妾犯媵者，则比凡人相犯加重一等。此外，在“十恶”的体系中，夫、妻、妾相犯时所受的处罚就更不平等。如妻杀夫，为“恶逆”，而夫谋杀及卖妻，只为“不睦”，夫杀妾连“不睦”都不成立，不在十恶之内；而妻、妾只要殴夫、告夫就构成“不睦”而入“十恶”之内。
亲属间相盗，也从疏至亲递减处罚。唐律规定非同居亲属相盗，无论亲疏均要处罚，但处罚时，则相亲处罚轻，相疏处罚重。《贼盗律》（总287条）规定“盗缌麻，小功亲财物者”，比盗凡减轻一等处罚；盗大功的，减二等；盗期亲的，减三等。
（c）同居有罪相为容隐
唐代同居有罪相为容隐的原则源起于《论语·子路》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之说。所谓“父为子隐”，乃父慈也；所谓“子为父隐”，乃子孝也。儒家这一理论至汉代上升为“亲亲得相首匿”的法律原则，该原则中的“亲亲”的范围包括“大父母”（即祖父母）、父母、己身三代。西汉所创“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是礼法合流的重要标志之一。此后，这一制度一直作为刑法原则而沿用，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中国的法律。唐律承其前朝的法制，在《名例律》（总46条）规定了“同居相为隐”的原则，其在相隐的范围、相隐的内容和相隐的限制方面比汉以来至隋各朝的规定更系统、完备。
a）相隐的范围
唐代相隐的范围由汉朝的三代扩大为“同居”。疏文云：“谓同财共居，不限籍（户籍）之同异，虽无服（指“五服”以外）者，并是。”同居的范围据疏文应是大功以上亲。另外，外祖父母、外孙及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服虽轻，论情重”，也在相隐的范围内。最后，部曲奴婢，也法定“为主隐”。
b）相隐原则的保证措施
为实施“同居相为隐”的原则，唐律规定，应相隐的人举告或对簿公堂，依亲等关系论罪。不遵守“同居相为隐”而告，告发人依规定处刑，被告者，即使确实有罪，也都以“自首”论处。
c）相隐的限制
唐律中并不是所有的犯罪都可以相容隐的，凡犯谋反、谋大逆、谋叛这些直接对抗于统治阶级的大罪的不得相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