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小说之绰号研究

赵树理小说之“绰号”研究

内容提要: 作为人物代号的别称,“绰号”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一样的审美情趣。

本文主要从赵树理小说中的绰号现象入手,挖掘背后鲜为人知的本质特点,从中国审美的角度去探寻“绰号”的另一片天地。

关键词: 绰号 赵树理 文化形态 审美情趣

引言

绰号是人除去姓、氏、名、字外的又一称呼,一般指人的外号、雅号、诨号等。绰号作为人正式名称的一种补充,它对人的性格、身份、行为特征的揭示往往比正名更凝练、更形象、更准确。其意义往往并不止是人物本身符号性的一种标识, 它还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心理、文化精神的一种折射,反映出一种美学现象。

绰号,往往是对人物某一最突出特征的概括,是市民化、通俗化、口语化了的东西。在我国,绰号的广泛运用,始见于元明章回小说。给作品人物起绰号是一种中外文学家常用的艺术手段。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中,我们只要看到某些绰号,脑海里马上就会浮现出那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由此可见,给人起绰号无疑是大众文化的一种“审美意识”在起着作用。

古往今来, “绰号”之盛以《水浒传》为尊,赵树理的小说也从这些古典小说中汲取大量的养料,其表现之一就是在文本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绰号。本文就从赵树理众多小说中入手,去解读绰号,及它对中国审美文化和大众文化感知的影响。

一、 绰号反映着社会大众文化

人物称谓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它能够映射出一个社

会甚至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面貌及其深刻的文化内涵。绰号是人物称谓中的一个独特现象,与其他物称谓一样附带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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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绰号伴随着历史的变迁却依旧经久不衰。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人物称谓伴随着人类语言的发展而不断趋于多样和复杂。各种亲属和社会关系泾渭分明,这使得人物称谓随着感情的亲疏、地位的高低呈现出许多不同的变化,也因此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绰号起源于民间,与我国古代民间审美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绰号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语言形式,它生动形象、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因此常常被口头文学所使用,民间艺人也常常把一些绰号赋予一些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人物,这是文学创作吸取语言精华的重要组成部分。赵树理笔下的人物绰号,往往反应的是一段历史,一个故事,一个问题,这为他的文学创作增添了不少的分量。从表达效果来讲,“绰号对汉语文化潜力的开掘,在修辞手法上所达到的造诣,远远超过了名讳、表字、别号、室名之类的平均水准。也许大多数绰号都不像前者那样或出于经典,或工于雕琢,虽然缺乏书卷气雅致味,但它们运用简练精辟的语言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却真正能使担当者在人闻见时获得一种立体感。”[1]

绰号的产生及发展,是社会大众文化的表现。用一个外在的名号,能较为精确的表现出特定时代某一些典型人物的内在本质特征。拿著名现当代作家赵树理的作品来讲,小说笔下的人物绰号是他长期深入农村农民生活中所总结出来的,也是他文学独创的经验之谈。在《小二黑结婚》中,二诸葛和三仙姑正是这一现象的照射。二诸葛原名刘修德,平常动手抬脚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农忙时节,其他人都在抢种,他却在看历书,掐算,得出“今日乃不详之节,不宜栽种”等等。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几乎成了刘修德认识世界、对待生活的唯一标准,“二诸葛”的绰号也正是他的生活经历,是他生活迂腐、迷信宿命、固执己见的形象表现。三仙姑是于福的媳妇,新婚以后,经常与当地的一些社会青年嘻嘻哈哈。家中的公爹看不惯,便与她发生了矛盾,她便在家哭哭啼啼。父子无奈,便让邻居的一个老太婆请了一个神婆子,在她家下了一回神,说是三仙姑跟上了她,从此以后她便自称“吾神长”“ 吾神短”的,每月下神,烧香求财、问病求疾??这些封建的迷信慢慢便成了她的生活必需。“三仙姑”的绰号来源于于福媳妇的生活方式,她的生活空间展现了人物自身的生活经历,是当时落后农村妇女的表现,也是当时农民浅视思想的一种心理照射。也正因为这些落后、保守、不思进取的社会思想创造了产生这类绰号的契机,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文化对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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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的影响。

任何一种语言现象的发展演变都要受到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绰号也不例外,其文化内涵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绰号来源于生活,而文学作品中的绰号比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绰号更典型、更富有表现力。总的来说,呈现出一条由雅到俗的发展轨迹。我国古代人物称谓中的“号”,如士大夫的谧号、文人雅士的自号、道家佛家的法号等,都可以说是“绰号”的前身,它们不约而同的体现出我国古代雅文化的精髓。然而,到了后来,绰号逐渐演变成俗文化的一种,并且在生活中被常常使用,特别是在民间文学中大量出现。清代学者赵翼在《陕徐从考》中说:“世俗轻薄子,互相品目,有混号”[2]这里的“混号”即是绰号。由此可见,绰号因其独特的文化意义,在社会文化中的应用十分广泛。

在古时候,绰号尤其是江湖绰号还往往代表着人们对英雄、侠义、正义、公平等传统道德观念的认同,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对反面人物和丑陋落后行为的批判,绰号更像一把尺子,直观地标明了人们的爱憎好恶。由于绰号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它作为塑造人物的一种手段,在我国古代小说中屡见不鲜。我国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长篇古典小说《水浒传》就成功地运用绰号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给梁山一百零八好汉都取了一个绰号,这些绰号有的粗俗鲁莽,有的俊秀雅俗,有的如凶神恶煞,有的好似神兵天降??无数的元素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的“绰号大汇集”的特色。这些不同的绰号不仅给读者增添了趣味,而且在文学上也增添了不少美感。作者给这些英雄形象都冠以鲜明生动,蕴含深意的绰号,让《水浒》成为一部不朽的经典名著。

二、绰号现象体现社会文化选择倾向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重名份的国家,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在这种特定文化指向的影响下,人们对名字的重视常常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仅要有姓、有氏,还要有名、字、号等等,生活中有时还经常加上绰号。从特定的历史文化角度看,绰号是称谓用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物身份、性格等个性要素标志方面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

所谓言为心声,出色的人物语言不仅要表现人物的表情姿态,而且也要从中体现出人物的思想根源。赵树理长期生活在农村,熟悉农民,他能准确地捕捉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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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的语言并加以定位相应的绰号。有时一句普通的话,寻常的口头禅,也会成为绰号的来源。《三湾里》中的“使不得”,原名叫王申,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他热爱土地,熟悉农事,精通农作,特别是别人做过的活儿,他也总是喜欢再去修理修理,还不停的说“使不得,使不得”,借用别人的东西,也喜欢一边用着一边唠叨“使不得,使不得”。于是,当地的人们给他一个绰号“使不得”。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从此“使不得”成了王老汉的名字,他的的一句口头禅成为了人物的绰号。这绰号表现了王老汉对农活儿的严谨,对生活认真的态度。

在实际的称谓用语中, 绰号不一定要求典雅工整和意义丰富,它更像一种“俗化”了的称谓,更侧重于生动传神、直截了当,有时还有些许调侃和戏谑的意味。《三湾里》中的“翻得高”和“万宝全”便是代表。范登高是老党员兼村长,他喜欢挂着党员的牌子,借口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来谋取个人的私利。他可以把歪理说的很圆滑,即使县委领导在“形式上找不出反驳的理由”。在三湾里,他实际上已经成为落后群众的代表,严重的影响了党的威信和政策的实施。因此,人们由“范登高”衍生出“翻得高”这一绰号。这绰号叫起来幽默入口,听起来简洁入耳,体现的是人们对范登高的嘲讽。“万宝全”真名叫王宝全,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人,可是,什么木匠、铁匠、石匠??差不多匠人之类的活儿他都能干,他是一位心灵手巧的农村手艺人。于是,村民用“万宝全”代替了“王宝全” 。这个绰号的出现,一方面是作者给读者语言流畅的感觉,另一方面也是对王宝全各种技艺的称赞。这类小说文学绰号的出现,显示了大众社会心理对人物特定标志的文化选择因素。

随着社会的发展,绰号在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一种非正式的社会平民称谓,尤其对于江湖人物,绰号流传的范围有时比姓名流传的范围还要广泛,在一些场合绰号的响亮程度一度超越甚至取代了某些人物的姓名,成了人物首要的标志性符号,这在众多的侠士小说中很常见。从文化深层来讲,这样的称谓用语体现了市民对称谓用语的文化选择倾向:“绰号的命名没有正统的主流文化的规范约束。绰号在一定意义上行使着字号的功能,传达出对普通人物、下层人物的接纳、认可甚至是尊重。”[3]

三、绰号彰显价值取向与志趣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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